宋代科技文化繁荣与工匠精神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无论是土木工程还是航海技术，无论是印刷还是火药，无论是机械、纺织还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工匠精神。    

宋版书为何价值连城

    明嘉靖年间，进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里藏有宋刻版《后汉记》一书，书中还有陆游、谢叠山等前朝名士的亲笔题签，这一消息对于一个痴迷宋版书的藏书家而言，无异于找到一个地下宝藏，内心十分激动，便托人去向主人商谈转让价格。书的主人放出话来，书价免谈，除非用一位美婢来换。看来书的主人对朱大韶爱书之癖了如指掌，便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没想到，朱大韶爱宋版书更胜过爱美人，得知书的主人提出的条件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用心爱的美婢来换取这部书。

    而跟在朱大韶身边多年的这位美婢受其熏陶，颇有文才，她在得知朱大韶的决定后非常伤心，临行前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

    无端割爱出深闺，

    尤胜前人换马时。

    他日相逢莫惆怅，

    春风吹尽道旁枝。

    ——你现在用我去换书，无端舍弃我，比古人换马还决绝，以后咱们相遇了你也别难过别后悔，就像春风吹过路旁的树枝，我们就形同路人了。

    朱大韶不仅是书痴，也是情种，读到诗后方才后悔不迭，从此对她日思夜想，竟然忧郁成疾，很快就死了。

    与朱大韶以美婢换得宋版书类似的趣谈还有很多。

    明代大文豪王世贞就不惜以一座祖传产业山庄来换一部宋刻善本书。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世贞遇到书商出售宋刻《两汉书》（《汉书》与《后汉书》的合刻），非常欣喜，奈何手中买书的钱不够，求书心切的王世贞便与书商商议，以自家的一座山庄来换取这部书。

    明末藏书家毛晋建有著名的藏书楼汲古阁，而且还雇高手将宋元刻本另行手抄出版，“穷搜遍索四海枯，手抄笔录近蠹鱼。汗牛充栋十万卷，流布天下古今无”。为了求得宋版书，他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愿以每页200文钱的价格求购宋版书：“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以至于时人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

    清代藏书家、浙江海宁人马思赞嗜书如痴，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陆状元通鉴》，多次求购未成。然而，天缘凑泊，机遇垂青，后来查家要安葬亲人，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的田土，马思赞闻讯喜出望外，即以良田十亩换取了这部书。

    清代乾嘉时期有“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之称的苏州藏书家黄丕烈，积半生之力先后收藏宋版书达二百多部，并专建一房贮藏，命名为“百宋一廛”。他还首开祭书礼，每到年末，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用鲜花作供，焚香，然后大礼参拜。

    为什么宋版书价值连城，值得用良田美女来换？我们先来看看学术界对宋版书的评价。

    第一，宋版书富有美学品位。宋版书的版式风格美观大方活泼多样。雕版印刷技术至宋代已臻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在收藏界，素来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

    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塘学者高濂指出宋版书的优点是：“宋代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有则，印刷清朗，故以宋刻为善。”

    第二，宋版书的用纸与装帧富有特色。宋人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这种纸纹理坚致有韧性，印出来的书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

    宋版书的装订形式多采用“蝴蝶装”。方法是将书页面对面相对折齐，在书页反面版心的地方用糨糊粘连，再用较厚的纸包裹作为书皮；从外表看，厚皮包背，相当于现代的精装本，但更便于阅读。读者翻阅时，书页两边打开，平坦不用卷起，如蝴蝶双翅，故称“蝴蝶装”，简称“蝶装”。这种装帧方式要胜过清代盛行的“线装书”。虽然“线装书”在宋代也已出现，但时人就发现线装书有一个缺点：“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

    第三，宋版书的刻书选用字体非常讲究。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为江浙、四川、福建，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建本字形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今人称用料、印刷、装帧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而宋版书却还有书法美学的内涵在，这一点是后代不能及的。

    因此，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为另一著名藏书家钱谦益《绛云楼书目》撰序时，明确地阐述他藏书的标准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

    也许人们觉得宋版书价值连城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阅读价值，宋版书的可贵就在于其刻书的质量，否则不会成为学者们特别是目录学家治学的重要依据。

工匠精神推动宋代科技文化繁荣

    “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宋太宗的这句话揭示了宋人对书的重视。宋代的出版业非常繁荣，有官刻、家刻、坊刻三种。学术界称官刻刊印装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审，坊刻内容广泛，总之各有特点。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即开始刻印历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经》——《开宝藏》，历时12年，刻书1076部。这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印刷经验，还培养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

    到了南宋，刻书数量之多，效率之高，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绍兴二年（1132），湖州（吴兴）王永从一家就刊刻了《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全经5480卷，用时仅一年，参加刻经的工匠多达260余人。有宋一代刻书总量11000多部，几乎达到了西汉至五代的一半。

    数量和效率并没有影响刻书的质量，这不得不归功于其工匠精神。

    从上面提到的宋版书三大价值中就可以看出来，宋代刻书工匠不仅富有创新精神，而且能做到精雕细刻。这些工匠可以说都是善于一种或几种书法的巧匠，其审美水平绝不亚于今天的文人。从笔画到插图，从版式到字号，从校对到印刷，全是手工完成，这其间工匠们精湛的艺术功力和敬业专注的职业精神，尽在字里行间。可以说，蕴含在宋版书里的工匠精神，堪称真正的中国制造。这里面包含着书法美学、雕刻工艺学、排版学、校对学等多门学问。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可见，时人对印书的标准、等级有着清醒的认识，易成者难工。

    宋版书只是宋代工匠精神的一个缩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中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是的，无论是土木工程还是航海技术，无论是印刷还是火药，无论是机械、纺织还是冶金，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工匠精神。

    宋版书本身也是宋代科技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产物。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宋仁宗时的毕昇发展、完善，有了活字印刷，并由蒙古人传至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声，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

    毕昇原不过是宋初的一个杭州书肆刻工。庆历年间，他根据实践经验，发明了胶泥字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可以一字多用，反复使用，省时省力，节约材料。这一发明，改变了历史。这一发明，看似简单，却并非一日之功。试想，一个工匠，如果没有工匠精神，天天琢磨，勇于探索创新，反复试验，怎么可能有此收获？

    指南针的发明也是在宋代，前身是战国时期的司南，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到他对指南针的用法做过四种试验，即水浮法、缕悬法、指爪法和碗唇法。他还经过精密的实验，发现磁针指示的方向并不是正南正北，而是微偏西北和东南，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叫磁偏角。指南针的发明和传播，促进了世界航海事业的飞跃，“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马克思语）。这一发现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磁化技术取得了突破，又加速了磁性指向器的普及，并且导致指向器形制新的演变。

    作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约瑟语）的沈括，其背后科技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工匠和工匠精神。《武经总要》记载：“用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型，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向午也。”这就是利用地球磁场使铁片磁化的人工磁化技术，其中每一个细节都彰显出伟大的工匠精神。

    宋代的医学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针灸。王维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这一医学史上重大创举就非常具有工匠精神。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成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成前后两部分，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

    愈是重大的科技创新愈是需要工艺精神，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是建筑技术的总结。建筑学家喻皓不仅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经》，还亲自设计、主持建造了13层高360尺的开封开宝寺木塔。天文学家苏颂编著的《新仪象法要》，代表11世纪中国在天文学方面的重要成就，他与韩公廉研制的“水运仪象台”，被称为世界上第一座天文钟。这些都凝结着宋代工匠的智慧和锐意进取、潜心专注的工匠精神。

    洪迈《夷坚志》记载了许多宋代市井百工如医工、园艺工、陶工、铸造工、雕塑工等，他们中大多有巧夺天工的神奇技艺，如宣和初京师大兴园圃，一个从四川来的叫刘幻的园艺工，凭着高超的嫁接术和独特的工艺，于正月间，形成奇花竞开的局面，“枝萼晶莹，品色迥绝。酴醿一本五色，芍药牡丹，变态百种，一丛数品花，一花数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莲重台，繁香芳郁，光景粲绚，不可胜述”。或者有着严谨求精的科学态度，如弋阳人易生，好观星象，庆元四年六月，因事到饶城，与同行徐谦讨论历法。二人都发现近旬日月的推演计算有差误，为了进一步核实具体的误差，二人不惧寒露、勤勉执着地观看天象，探究其原因和规律。或者热爱生活、敢于科学幻想，如有人想发明保温瓶，有人想进行器官移植。

    连绘画都不例外，陈聪景认为，两宋花鸟画能取得辉煌的成就，都是以宋代花鸟画家有着严谨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为支撑，也是他们崇尚修为深度及追求品格高度的必然结果。

宋代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

    宋代科技文化所承载的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呢？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批能工巧匠。一部活字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道精细工序才能最后完成，都有赖于一批刻书工匠手工操作、通力合作。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10多人。前文中湖州王永从一家刻书就能雇佣到260多个工匠，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工匠之多。《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即早辰桥、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随手即就”。此时的江南虽称不上“全民皆匠”，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书业发达的重要原因。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考证：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潜心于宋代刻工研究，竟然著有《宋代刻工表初编》。

    北宋吕正臣，“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独予三，人出取三，我独取一。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李昭玘《乐静集》）。这说明吕氏之成功得益于他重视招募高级工匠。宋代发达的矿冶炼钢、营造技术都需要大批能工巧匠作支撑。能工巧匠一多，社会上科技氛围就更浓郁，还激发了工艺竞争和经验总结。印刷术又促进了科技书籍的刊行、推广和普及，北宋刊刻发行的《算经十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书。宋代甚至还出现罕见的数量丰富的科技碑刻，不仅传播了科技知识，而且营造了浓厚的科技氛围。

    宋代工匠之多，离不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代工匠的社会地位很高。在中国古代大部分历史时期，士农工商中工匠地位一直不高，虽然《考工典》说，“以其精巧工于制器，故谓之工。”《墨子》也说过：“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然而，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却始终将工视为“末业”，是奇淫巧技，让人玩物丧志。

    到了北宋时期，由于政府的倡导、重视，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这一观念的束缚被冲破，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手工业获得飞速发展，工匠和工匠技艺越来越受人重视。表现在人才政策上，开宝三年（970年）正月朝廷发布《举孝悌诏》，要求“孝悌彰闻、德行昭著、擅乡曲之誉、为王庶所服者”方可被举，但又规定“有奇才异行者，不拘此限”。宋真宗以后，制举录取对实用技术人才的选拔趋于定制和稳定。

    北宋末年，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更多的士大夫开始从事工商贸易活动。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匠出身：“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汝固有识乎？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这从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

    宋代陈襄笔下《百工由圣人作赋》中的工匠简直是一种有着哲匠般崇高的职业：“统尔六职，良哉百工。何艺事以斯作，由圣人而是崇。办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化材适用本惟睿以兴功。赜姬旦之明文，见东官之盛典。谓夫智之出也，始剏物以兴制；工之立也，乃成器而尽善。嘉众艺之勃兴，本圣谋而不阐。攻金攻木资浚哲以裁成，作舟作车由灵机而洞显。自兹立器为利，因材究奇。虽大匠之述作，皆往哲之规为。既执技而纷若，诚取法以宜……且夫国有四民，工分百事。或居肆以成业，或饬材而兴利。率皆因上圣以资始，致宏规而绰备。依于法而游于艺，肇自神谟。智者忧而巧者劳，出由睿意……修事之经始者，必资于善谋。伊众制之虽盛，非圣作以奚由……虽云代守其业，但见作者之圣……祖述虽资于匠者，经营率自于古人。按乃度程，实聪明之制作勤乎，朴资睿哲之经纶……今上方稽古，道而复淳，立是工也，体圣明之所作。”

    到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指出：“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相资，故财用足。”叶适的门生、学者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将工匠与士看作是平等的，肯定了工匠对于国家的作用：“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俸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这就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身份世袭等传统。

    入明以后，严格的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这些规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试想，一个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工匠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其职业精神、创新精神焉在？遑论工匠精神！

    宋代重视科技教育，设立算学、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也给我们一个启示，要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重点当然是培养能工巧匠，以及工匠们的职业精神和创新意识，然而当前社会上却普遍瞧不起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在人们的意识里，只有成绩不好的、考不上好大学的人不得已才会进职业院校。甚至很多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自己都没有自信，感觉低人一等。这样的社会意识、自我意识怎么培养工匠精神？倡导工匠精神，首先就要提高现代工匠的社会地位。

    其实，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职业精神。具体反映职业精神的一点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宋代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工匠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这不同于一般质量考核而规定的“物勒工名”，而是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职业荣耀。这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版本版权之说。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工匠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积累财富，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宋代工匠的经济收入前人有过研究，北宋庆历年间，“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在市场上以杀鸡为业的小工每天的工价是数百钱。宋徽宗年间，州县官往外地赴任，需雇人搬家，“日给雇钱人二百，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可知当时搬运工的日工价是200文以上。“鄂之人有乐生者，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到100文钱，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玩乐。由此可以推知刻书工匠的收入，绝不会低于普通工匠。

    这一传统延续到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工匠在经济上都是较为富裕的。“万历三年巡抚宋仪望裁定徭里会计册：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工部织罗填漆人匠五名，每名帮役银一十两八钱，共银五十四两。”可见，工匠的工资是根据其价值来分等级的。

    按照价值交换原则，只有让工匠按劳取酬，享受与之匹配的经济收入，感受到劳动尊严，方能推动其科技文化自信，激发出其职业精神，从而培养出工匠精神。

    （作者：刘绪义，系国家税务总局长沙税务干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