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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5月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由天津京剧院排演的武戏《狄青》异军突起，赢得一致好评。2018年6月，《狄青》进京演出，在盛夏的京城再掀热潮，同时也引起了大家对新时期以来京剧武戏新剧目创作的思考。
新时期以来，京剧舞台上几乎没有一出传统意义上的大武戏。久而久之，“武戏无新戏”成为令人尴尬的现实，而人们也逐渐形成一种共识：武戏只能在新剧目中充当烘托气氛、增加观赏性的点缀，无法在主题和人物上有更多开掘空间，换言之，武戏无法创新也无须创新。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武戏创新的难度与戏曲自身的艺术特性有关，李泽厚先生说：中国戏曲“实际上并不以文学内容而是以艺术形式取胜，也就是说以美取胜”。作为构成美和呈现美的艺术元素、作为戏剧表现手段的技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高度提炼概括，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就像书法线条可以脱离字意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一样，仿佛不依赖于剧情和人物，我们也一样可以欣赏戏曲武功的惊心动魄，但铺陈剧情、刻画人物、传达思想又始终是戏剧必须履行的职能。于是，“技艺超群”的京剧武戏一直面临着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舞台时间，让“戏”与“技”达到平衡的问题。相对而言，许多武戏剧目或情节芜杂，或简单直白，而思想内涵也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忠、义、勇、猛”这四个字中的一个或几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原本短小精悍的武戏剧目经增首益尾成为完整的大戏，但文本大多存在先天不足，在思想境界上也没有明显提升，影响甚微。事实上，进入现代化剧场以后，京剧武戏的整体视觉呈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在讲故事、演人物、传达思想方面却发育迟缓，不少剧目演来演去只剩下共性突出、个性模糊的“扁平人物”，往往一场戏看下来只有满台身怀绝技的人，却没有人物。
其实，为了不让武戏仅仅成为武术、杂技、舞蹈的荟萃，许多前辈名家一直在探索，例如：厉慧良先生在《挑滑车》围绕令箭做文章，生发出一组身段、眼神、脚步、锣鼓密切配合的程式动作，将主人公高宠的勇武过人、恃才傲物表现得更充分、更有质感。武生名家张世麟先生在《金钱豹》中表现豹精出场，使用了一个极快的四击头亮相，几乎没有底锣，使观众感到一只凶猛的野兽突然出现在面前。这些例子都表明，前辈武生名家从未忽视武戏作为“戏”也必须刻画人物的根本职能。一出新剧目诞生在一座城市，必然与那里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狄青》的问世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津这片由厉慧良、张世麟等前辈武生名家耕耘过的、有着深厚武戏文化传统的热土。
在新的时代，一出优秀的武戏新创剧目依然要有绝活绝技，依然要体现“戏”与“技”的平衡，还必须跳出“忠、义、勇、猛”的窠臼，表现更具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实现传统故事的现代化转型。1959年，天津市戏曲学校为一批优秀在校学生排演了《狄青风雪夺征衣》一剧，尽管这段展示梨园新苗风采的美好记忆还留在很多演员和观众心里，但要让这出戏重新走上舞台并非易事，主创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一出孩子们主演的校园京剧成为能给21世纪的观众以感动和启发的大戏？为此，势必要增强剧目的思想性和文化内涵。就主人公来说，狄青作为北宋名将，在抗击西夏入侵的战争中立下赫赫功勋，他卓越的个人才能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就像那朗耀千秋的铜面具一样，在悠长的历史时空中投下神秘诱人的光辉。演义小说中、戏曲舞台上都曾有不少关于狄青的故事，但或许就是因为这份神秘，因为武戏在传承中特殊的难度，这位叱咤风云的铜面将军已经鲜见于京剧舞台很久了。在重新结构剧情时，《狄青》的编导们大胆摆脱演义小说与旧戏文的羁绊，直面英雄的从容韬略、赤胆忠心，让一位可信可敬的爱国将领迈着稳健的步伐回到京剧舞台。
依然是将帅团结御敌的历史题材，但《狄青》着力突出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大局意识、团队精神，以荡气回肠的史诗风格开创了京剧武戏新创剧目的新天地。同时，在舞台呈现方面，《狄青》大胆采用了京剧与昆曲结合的方式、根据主人公兵器的变化巧妙地因地制宜，给许多程式技巧创造用武之地，使它们得以施展身手、大放异彩。
在京剧新创剧目长期以来重文轻武的背景下，《狄青》表现出勇敢捍卫京剧武戏半壁江山的鲜明姿态。它的成功充分说明：武戏不是不能出新，关键是这“新”出在哪里，技术技巧的编排可以出新，舞台呈现方式也可以出新，但最重要的是理念和情怀的新。在确保舞台呈现具有冲击力、震撼力的同时，推动人物塑造由简单化、类型化向丰富性、复杂性转变，拓宽剧目表现空间，实现思想内涵与时俱进，是京剧武戏创新的必由之路，《狄青》已经在这条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相信英雄在漫天风雪中用热血书写的千古传奇，一定会让我们看到京剧武戏更加激动人心的未来。
（作者：刘佳，系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研究生培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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