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党史随笔】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早在清末民初，一些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就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作过零星的介绍，但他们对这一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并没有引起特别关注和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由来华传教士首先选择翻译内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再结合中国文化语境将其表达出来。1899年，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署名“英士李提摩太译，华士蔡尔康属文”的《大同学》一文，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但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同年4月的《万国公报》第 123 期上这一错误得到更正，并称其“主于资本者也”。对于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观点，学界比较认同。例如，1979年，夏良才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也谈早期中文刊物中有关〈资本论〉和马克思译名的记载》一文，指出： “李提摩太节译的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Benjamin Kidd）的著作《社会进化论》（Social Revolution）的前三章。这里说的‘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就是指的马克思《资本论》。应该说，这才是中文刊物上第一次提到《资本论》的名字。” 这一阶段，除了《万国公报》以外，还有来华传教士翻译、出版的《万国史记》《富国策》等，也有一些零碎、不成体系的介绍。

    20世纪最初几年到“五四”运动时期，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留学日本。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量西方政治思想开始传入，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也相继被译介到日本，引起中国留学生的注意，包括日文社会主义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翻译与传播起来。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后来他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大量译介西方思想，也提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1903年11月2日至12月4日《新民丛报》第40～43号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共财之一阶梯”；在1904年2月《新民丛报》第46～48号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又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的主张。

    几乎与梁启超等同时接触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留日或者曾经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同盟会革命者或早期国民党人，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廖仲恺等。如朱执信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和第3号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状况及其主要历史功绩，并且简要归纳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曾评价：“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

    通过日文的翻译和转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当时还有一些。例如，1902年4月，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罗大维译），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介绍。190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幸德秋水的《广长舌》，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卷第11号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研究与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多地见诸报纸杂志。

    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并且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每周评论》还刊载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晨报》于1919年5月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陆续译介了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部分著作中译本开始出版，其中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对毛泽东有着重要影响，并被编入了1921年5月文化书社发行编印的《文化书社销书目录》中。对此，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指出，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作者：姜秀荣，系中央民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