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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往】
清华园的清雅
1932年8月，父亲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他谢绝了中文系主任的职务。学校还在扩建，房子不够。父亲暂时只身住在西门外的达园，半年后才搬进新建的西院教职员宿舍46号。
1934年11月，新建的教授宿舍“新南院”落成。父亲分得了其中最大的寓所之一——72号。这里有大小房间共14间。电灯、电话、冷热水、卫生设备一应俱全。环境也十分幽静。宽敞的庭院由矮柏围成院墙，一条甬道直通居室。
这是父亲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居所了。他十分高兴，再一次施展了艺术家的才能，对新居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布置。母亲说，“新南院”的住户，大多在院内栽种各种花卉。父亲却在甬道两旁植上碧绿的草坪。草坪上只各点缀一个鱼缸，里面几枝淡雅的荷花，几条金鱼在其间悠然游弋。放眼望去，别人家院里五彩缤纷，我们院中却满目青翠。
最令父亲自己满意的，大概要算他亲手在书斋窗前栽种的那几丛竹子了。他爱竹如宝，精心伺弄，使它们生长得枝繁叶茂，后来在昆明还时常念起来呢。
这潇潇翠竹、茸茸绿茵，透过书斋纱窗，与斋内满壁的古书、根雕的太师椅浑然一气，构成了一幅清新高逸、充满诗意的画面，人在其中，不由不勾起无穷的雅兴。
回到母校，父亲倍感亲切。这里是哺育他成长的地方，他曾“饿着脑筋，烧着心血，紧张着肌肉”（《园内》）像灵芝一般在这里茁壮开放，由一个天真少年成长为一个热血青年，也曾怀着赤子深情在大洋彼岸为她热情讴歌：“你是东方华胄的学府，你是世界文化的盟坛！”（《园内》）
阔别十年，学校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局势中几经波折。如今在校长梅贻琦的主持下正走上励精图治的道路，延揽了不少人才。中国文学系的师资阵容也较强大。教授有朱自清、俞平伯、陈寅恪、杨树达、刘文典等著名学者。父亲功底雄厚，但他仍觉得自己是半路出家，励志加倍奋进。
清华园学术气氛浓厚，校内环境清静，父亲埋头书案潜心治学，正如他在《园内》一诗中所写的那样，像苍松一般“猛烈地”，像西山一般“静默地”工作——
这里万人还在猛烈地工作，
像园内的苍松一般工作，
伸出他们的理智的根爪，
挖烂了大地底肌腠，
撕裂了大地底骨骼，
将大地底神髓吸地，
好向中天的红日泄吐。
这里万人还在静默地工作，
像园外的西山一般工作，
静默地滋育了草木
静默地迸溢了温泉，
静默地驮负了浮图御苑；
春夏他沐着雨露底膏泽，
秋冬他戴着霜雪底伤痕，
但他总是在静默中工作。
当然，这工作并不是书呆子似地全无目的，是要为“他们四千年来的理想”，为弘扬祖国伟大灿烂的文化而努力——
这里努力工作的万人，
并不像西方式的机械，
大齿轮绾着小齿轮，
全无意识地转动，
全无目的地转动。
但只为他们的理想工作，
为他们四千年来的理想，
古圣先贤底遗训，努力工作。
真名士的熏陶
自武大以来，父亲便潜心古典文学。回清华后，对新诗虽仍然关注，但已不再写诗，而完全沉迷于古籍并乐而忘返。这种痴情，自然源于他自幼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但也和他近年来内心的苦闷矛盾不无关系。
到清华的第二年，父亲在给老友饶孟侃的信中倾诉道：“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限，一种最根本的缺憾——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证实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在信中，父亲还踌躇满志地谈了自己宏大的学术研究计划：列出了《毛诗字典》《楚辞校议》《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 附考证》《杜甫新注》《杜甫（传记）》八大课题。
“向内”的路果然越走越宽，他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新的成果也不断涌现。除许多唐诗研究的成果外，从青大开始的《楚辞》研究，这时也多有所获；而《诗经》研究也硕果累累。
冯友兰与叶公超后来谈起当代文人，都认为“由学西洋文学而转入中国文学，一多是当时的唯一底成功者”。（《闻一多年谱长编》）
父亲也十分自信。他在对臧克家谈到陈梦家的考古成绩时说：“他也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觉得一个能写得出好诗来的人，可以考古，也可以做别的，因为心被磨得又尖锐又精炼了。”（臧克家《我的老师闻一多》）
这颗诗人的心用在学术研究上，的确非同一般。郭沫若在父亲遇难后编《闻一多全集》，曾惊叹父亲治理古代文献“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他在列举了《诗新台鸿字说》一文和《天问释天》里解释“顾莵”的一条后，说：“像这样细密而新颖地发前人所未发的胜义，在全稿中触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闻一多全集》·郭序）全稿这些满篇胜义的成果，有不少（包括郭序所举的以上二例）都是父亲在清华园时完成或已经着手的。
朱自清先生后来在谈到“学者中有诗人的闻一多”时，也特别指出了他治学的特色和独到之处。在盛赞父亲的学术散文“简直是诗”时，他说：“当然，以上这些都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象。单就读古书而论，固然得先通文字声韵之学；可是还不够，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些点滴的饾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这里需要细心，更需要大胆。闻先生能体会到古代语言的表现方式，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是细心吟味而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校书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一般进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驾活校的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这里无妨读一读《匡斋尺牍》中的《芣苡》一篇，来从中领略朱先生所说的这种独特魅力。文章先从训诂入手，认为芣苡即车前子，本意为“胚胎”，具有“宜子的功用”。原始女性都藉以表现“结子的欲望”。父亲又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观点指出，宗法社会“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繁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如果她不能生育就要被侪类贱视，被男人诅咒以致驱逐，甚至还要遭神——祖宗的谴责。因此对已婚女性来说，采芣苡的风俗所含的意义“严重而神圣”。
接着，父亲再对几个有疑义的字作了解释之后，便拨动了想象的齿轮，把读者带进了古代社会生活和古代女性的内心世界——
“现在请你再把诗读一遍，抓紧那节奏，然后合上眼睛，揣摩那是一个夏天，芣苡都结子了，满山谷是采芣苡的妇女，满山谷响着歌声。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正撚那希望的玑珠出神，羞涩忽然潮上她的靥辅，一个巧笑，急忙地把它揣在怀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替她往怀里装，她的喉咙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啭着歌声——一片不知名的欣慰，没遮拦的狂欢。不过，那边山坳里，你瞧，还有一个佝偻的背影。她许是一个中年的硗确的女性。她在寻求一粒真实的新生的种子，一个祯祥，她在给她的命运寻求救星，因为她急于要取得母的资格以稳固她的妻的地位。在那每一掇一捋之间，她用尽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诚，她的歌声也便在那‘掇’‘捋’两字上，用力地响应着两个顿挫，仿佛这样便可以帮助她摘来一颗真正灵验的种子。但是疑虑马上又警告她那都是枉然的。她不是又记起以往连年失望的经验了吗？悲哀和恐怖又回来了——失望的悲哀和失依的恐怖。动作，声音，一齐都凝住了。泪珠在她眼里。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这里展现出的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几千年前初民生活的图景。你看到的是满山谷妇女采芣苡的生动画面，听到的是那“惊心动魄的原始女性的呼声”，而不再是纸面上简单的几行字。随着想象齿轮的转动，你的感情移入到那遥远的古代，分享到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也清楚地触摸到连接着它和今天的那条血脉的脉动。而《诗经》里那几个简单的、单调的句子从此将融化在这难忘的画面和歌声中，深深印入你的脑海，感动着你的心灵！
有这样一颗诗人的心，讲课也非同凡响。这个时期，父亲开的课程有《诗经》《楚辞》《唐诗》《国学要籍》《中国古代神话》等，都非常受学生欢迎。他的学生王瑶回忆说：“我们现在读《匡斋尺牍》中讲《芣苡》和《狼跋》的文字，看到他是如何把诗讲得活灵活现，妙语解颐，其实在课堂讲授中对每一篇都是如此。”（《念闻一多先生》）
当年的《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8、第9期合刊）上，就有位同学在一篇《教授印象记》里风趣地写道：“闻先生讲《诗经》《楚辞》是决和那些腐儒不一样的。《诗经》虽老，一经闻先生讲说，就会肥白粉嫩地跳舞了；《楚辞》虽旧，一经闻先生解过，就会五色斑斓地鲜明了。哈哈！用新眼光去看旧东西，结果真是‘倍儿棒’哪。二千多年前的东西不是？且别听了就会脑袋痛，闻先生告诉你那里是metaphor（即隐喻），那里是simile（即明喻），怎么新鲜的名词，一用就用上了么，你说妙不妙？不至于再奇怪了吧？还有一句更要紧的话得切实告诉你：闻先生的新见解都是由最可靠的训诂学推求出来的，证据极端充足，并不是和现在的新曲解派一样的一味的胡猜。”（《闻一多年谱长编》）
赵俪生后来还生动地描述了老师对讲授气氛和意境的追求：“七点钟，电灯已经来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同学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立即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真地接受这gentleman（即绅士）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光下更浓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显然，他像旧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其烦向注册课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冯夷（即赵俪生）《混着血丝的回忆》〕
赵俪生后来又深怀敬佩地写道：“晚年，我不知不觉回到‘先秦文化史’上来。在闻先生死后若干年，又一次‘受教’于他，感到他的研究实在太精湛了。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无愧于称作他的学生。”（《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文研所的书香
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昆明北郊的龙泉村（即龙头村）司家营成立。文学部的工作由父亲主持，我们也随迁到所内居住。
研究所租用的是一栋新建不久的二层楼房。房东司荣是一位朴实敦厚的中农，他们一家不住在楼内。我们的住房是楼上的东厢房和它的拐间——一间阁楼似的小南屋（我们称之为外屋和里屋）以及楼下的一间小东屋。
文研所的老师治学及住宿主要在二楼。那里的正房未经隔断，相当宽敞，是大家的工作室。我们习惯叫它“大楼”。“大楼”里摆了许多书架，除靠墙的一大溜儿，还有几架书横放着，把房间隔成了几个小空间。父亲他们就在这书海的空间里埋首伏案，潜心治学。我们后来常利用大人午休的时间悄悄去书架间玩捉迷藏。那高大的书架，那满架的古书，似乎永远在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庄严神圣之气，吸引和震撼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二楼西厢房是朱自清、浦江清、许维遹、李嘉言（后离去）、何善周诸位先生的卧室。那里我们没有进去过，但晚饭后常听到从里面传出笛声和一种轻柔婉转的戏曲声调，听大人们说，那是浦先生在哼昆曲呢，那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昆曲，觉得它是那么新奇美妙。
司家营离昆明城约20里，不受敌机干扰，村内常年绿荫掩映，花香飘逸，抗战中能有这样一个宁静美丽的处所治学，十分难得。这里与龙泉镇相距仅4里，镇上有南迁来的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和北平图书馆。冯友兰、王力等先生也住在附近，这些都无形中赋予了这里较浓的学术气氛。
父亲这时更是努力，他用一张长方的大案板当作书桌，“各种大小手稿分门别类地排满一案板。他精力充沛，研究兴趣最大，范围最广，努力著作，常至深夜不睡。《楚辞校补》《乐府诗笺》《庄子内篇校释》《从人首蛇身到龙与图腾》《唐诗杂论》等专著和论文，都是在这里写定并发表的。”（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此外，《管子校释》也是在这时参校的。
这些论著都极具创见和学术价值，比如《楚辞校补》，父亲对《楚辞》的整个研究“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准，在‘五四’以后的《楚辞》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但这只是父亲的初步成绩，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中针对读古书的困难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他说：“三项课题本是互相关联的，尤其（一）与（二）、（二）与（三）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要交卷最好是三项同时交了。但情势迫我提早交卷，而全部完成，事实上又不可能。我只好将这最下层、也最基本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一并提出。这实在是权变的办法，我本心极不愿这样做。”
但他最终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计划，就被反动派夺去了生命！
在司家营，父亲勤奋治学的精神和对青年人的热情关爱、指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当年的一位学生郑临川后来这样回忆——
“我们几个外来写论文的同学，就在楼下饭厅靠右边的屋角头搭上临时铺位住定。白天，大家都在书库看书，翻检或抄写资料，有时困倦就下楼去外面四周田坝散散步，等精神复原了再干。可是先生却在他的书桌旁端坐，很难见他上下走动。每天夜晚，我们几个把楼下白天的饭桌当成书桌，在暗淡的油灯下抄抄写写。深夜我们已灭灯就寝，只见先生的窗户还亮着灯光，大清早我们还未起身，先生窗里的灯光早已亮了。这样，先生晚睡早起的勤奋用功生活，又纠正了我们平时对他的误解，以为先生讲课精彩动人，只是由于头脑特别聪明，现在才知道他在教学和学术上的成功，完全是从踏实用功、孜孜不倦中得来的。”
郑临川接着又动情地写道——
“在乡下住了好几天，先生像平常一样不作具体指导，还是让我自己在书库中乱翻，看看快半个月，收获仍然有限，心头不免焦急，打算回校另想办法……先生再没说什么，只在吃饭时告诉我，叫午休后到他楼上去一趟。我到楼上的时候，先生已坐在桌旁边等我，桌上堆满着大小厚薄的手抄本。先生叫我坐下，一面指着这些手抄本对我说：‘这是我多年抄集下来关于唐代诗人的资料，好些是经过整理的，里面有不少是你需要的东西，你就拿去抄些吧！将来你如果研究唐诗，我可以全部拿给你。’对这意外的厚赐，我非常激动，先生却继续说下去：‘为什么不早拿给你，要等到半年后的今天呢？我是有意让你经过一番困苦探索的过程，使你懂得做学问的艰难。你嫌自己半年来搜集的太少，就该知道老师这些丰富资料是付出了多少年的心血吧。要知道，做学问当像你们三湘的女儿红（指湘绣），是成年累月用一针一线辛苦织成的，不是像跑江湖的耍戏法突然变出来的。你能懂得做学问的艰难，才会自己踏实用功，也不至信口批评，随意否定别人的成绩。’我以无言可表的感激心情，噙着热泪双手接过先生交给我的几大叠抄本，更在心灵深处铭刻下了这些有关治学的箴言，终身奉为典范。”（郑临川《永恒的怀念》·《闻一多论古典文学·代序》）
长时间伏案后，父亲总喜欢在晚饭后靠在床上小憩一会儿，他也常在这时检查我们的作业。但就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他脑袋里盘旋的也多是研究的那些内容。1943年暑期，我和三哥小学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附中。父亲怕我们在入学前的长假里荒废了学业，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还要求每天写一篇日记。我如今还保存有一本当时的日记，里面就记着这样一件事——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五
爸爸躺在床上说：“这几天，你们看见田里有男女各一人在唱山歌吗？你们猜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猜不出。爸爸便说：“是在恋爱呀！”我们都很奇怪。
许多年后才渐渐明白，这不是随意闲聊，而是父亲学术研究有所得的一种兴奋流露。这也是借此在为我们长知识。
父亲研究古代文学，从不局限于具体的作品，而是将它们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从宏观上去认识。因此，他不仅运用前人的考据方法，也运用近代的社会学等方法。比如研究《诗经》，便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民俗学的方法。为了正确理解《诗经》所反映时代的人民生活及思想感情，在依据古代文献资料的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在步行入滇途中，他就曾十分关切沿途的民间风俗和文化。当时司家营田间的男女对歌，也正可以印证《诗经》等古代作品中男女对唱传情这一原始风习，难怪他竟兴奋得忍不住要对我们这几个小孩子一吐为快了。
学人小传
闻一多，我国著名诗人和学者。1899年11月24日生，湖北浠水人。1912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留美，攻读美术。1925年回国，先后于北京艺专、吴淞国立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
1923年9月发表第一部诗集《红烛》，1928年1月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1930年秋开始专攻中国古代文学。抗日战争时期，出于对国民党专制腐败之义愤拍案而起，投入反独裁争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暗杀于昆明。
《闻一多全集》前言评价说：“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所倡导的新格律诗理论和独树一帜的新诗创作，影响了为数众多的诗人，并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新格律诗派，在新诗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闻一多的成就并不限于新诗创作和提倡新格律诗理论。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重大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和思想界更为强烈而普遍的震动。”“他的研究不仅考索赅博、扎实可信，而且大胆开拓、新见叠出；在《诗经》、《楚辞》、《庄子》、唐诗及神话等领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自成一家言。因此在以上几个学科的研究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闻名，系闻一多先生之女。本文摘自闻名著《闻一多和自己的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刊发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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