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交通革命”：英国交通史研究的新方向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在交通方面的巨大变革始于19世纪，显著标志是蒸汽机和汽船。而新世纪以来，英国“18世纪交通革命”的理念逐渐成为欧美学界共识，不仅将英国交通变革的时间大大提前，而且极大丰富了英国交通史、工业革命史乃至经济社会史的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对英国“18世纪交通革命”尚缺乏足够的了解。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这一理念的缘起、内容及意义做一番梳理和分析。

“18世纪交通革命”的缘起

    “18世纪交通革命”的理念经历了由“边缘”到“主流”的转变。20世纪上半叶是英国交通史研究的起步阶段，此时交通史研究聚焦于铁路，前铁路时代的交通史研究处于边缘。关于18世纪交通史研究，其中水路交通（尤其是运河）获得正面评价，但陆路交通的研究结论较为悲观，代表人物有英国历史学家韦伯夫妇、英国经济史家约翰·克拉潘和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史研究范式的流行以及新材料的运用，学界对18世纪英国陆路交通的评价不断提高。英国交通史学者威廉·艾伯特和经济地理学者埃里克·佩尔森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高度评价了18世纪收费道路的作用，修正了以往成说。英国交通史学者T.C.巴克尔和多里安·格霍尔德在《陆路交通的兴起 1700-1990》一书中明确将英国陆路交通的兴起时间前溯至18世纪初。

    尽管18世纪英国交通有明显进步，但学者们对其变革程度的认识存在分歧。1974年，英国交通史学者P.Ｓ.巴格韦尔在《1770年以来的交通革命》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交通革命的概念，认为1770-1970年间，英国交通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1979年，英国经济史家菲利斯·迪恩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修订版）一书中将1750-1830年间的交通变革称为“交通革命”，与人口革命、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并举，分章论述。英国交通史学者M.J.弗里曼并不认同交通革命发端于工业革命时期。1983年，他在《工业革命中的交通》一书中坚持认为，交通革命始于19世纪蒸汽动力的出现，工业革命时期的交通进步与工业技术、工业组织和农业的革命性变化不能相提并论。1991年，加拿大经济史学者Ｒ.索斯塔克的《工业革命中交通的作用》一书，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弗里曼的观点予以反击。索斯塔克认为，交通从微观上改变了需求和供给曲线，影响了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索斯塔克十分看重工业革命期间交通进步所起的作用，尽管他并未使用“18世纪交通革命”一词，但距离这一理念的提出已很接近。2005年以来，美国经济史学者丹·博加特在一系列论著中明确提出“18世纪交通革命”的理念，探讨交通革命与收费信托、光荣革命、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博加特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经济史的局限，带有浓厚的计量经济史和制度史的色彩。博加特活跃多产，成为18世纪交通研究的中坚，其理念逐渐为学界普遍接受。2014年，修订版的《剑桥近代英国经济史1700-1870》，新增了博加特撰写的“工业化时期英国的交通革命”一章。

“18世纪交通革命”的内容

    梳理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交通革命的内容从仅关注技术变革（蒸汽动力）的角度，到逐渐关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效率、交通治理体系、融资方式等更多维的层面。

    交通技术的革新。水路方面有明显进步：新的船体船帆使船只更耐用、容量更大、动力更足，大型港口船坞工程建设也在进行；运河的修建解决了蓄水池、远距离改变航道、设计复杂船闸等技术性问题。陆路方面的进步引人注目：17世纪时，四轮马车已取代双轮马车，在英国普及；18世纪时，马车在车辆设计、车轴、车轮和弹簧方面都有技术改进，速度容量舒适度都有提高，马匹更强壮、耐力更强。筑路技术有了明显提高，用于运输煤炭等重物的木轨在矿区铺设，成为19世纪铁轨（钢轨）的先声。

    交通网络的一体化。18世纪时，收费道路的普及不断加速。1750年时英国收费道路总里程超过3300英里，1836年时总里程近22000英里。英国运河兴建始于18世纪50年代末。1770-1790年期间，一系列运河兴建和开通，使得默西河、塞文河、特伦特河、泰晤士河相互贯通。通航河流总里程由1700年的约960英里，增长到1790年的2200英里，1830年的近4000英里。到19世纪初，全国水陆交通网络实现一体化。19世纪时，铁路取代收费道路，对运河交通带来冲击，重构并优化了18世纪的交通网络。

    交通效率的提升。伦敦与地方城镇间的定期运输服务始于17世纪中叶，18世纪时运输网络进一步发展，运输组织更为专业化和复杂化。18世纪时，马车货运速度增长3倍，运费降低40%，客车运时减少60%，舒适性和可靠性大大增加。相关研究认为，尽管19世纪铁路的效率很高，但18世纪交通生产率增长也很快，与关键经济部门如纺织、冶金和采矿相比毫不逊色。18世纪庞大的交通需求为19世纪铁路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潜在的消费市场。

    交通治理体系的完善。交通通行权是一种公共产权。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涉及收费道路、河流、运河、港口的各类交通立法不断增多。议会成为利益相关方（地产主、工商业者、车船主、车船夫、债权人）博弈和表达诉求的平台。有关交通改进的请愿和反请愿、交通法令的立改废，都表明交通治理始终处于议会的有效监管下。19世纪的铁路治理方式与18世纪如出一辙。

    融资方式的更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进需要大量资金。收费信托以道路通行费为抵押借贷并发行债券，运河修建资金主要来自发行股票和抵押借贷，陆路、河流和港口的投资大多来自地方有产者（乡绅、工厂主、商人、专业人士）。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长，银行在融资方面日益重要。19世纪时铁路建设的融资规模更大，但融资方式并未有重大改变。

“18世纪交通革命”研究的意义和新趋势

    英国“18世纪交通革命”理念的提出是交通史研究和工业革命史研究深化的结果，其研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丰富和推进了英国交通史研究。正如弗里曼指出的，早期的交通史研究存在着明显断裂，前工业时期和工业化时期的交通史研究泾渭分明。“18世纪交通革命”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交通史的研究视域，交通史研究时段从聚焦工业化时期扩展到整个18世纪，甚至前溯到17世纪。近年来，前工业时期英国交通史研究论著不断涌现便是明显例证。

    其二，丰富和深化了工业革命史研究。英国学者罗杰·奥斯本在新著《钢铁、蒸汽与资本：工业革命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有一系列进步标志，而有效的交通系统对所有进步来说都至关重要。索斯塔克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断改进的交通是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工业革命的四大显著特征（地区专业化、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新工业的出现以及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速度）都可以根据18世纪英国的交通进步得到解释。

    其三，丰富和拓宽了对英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理解。交通变革具有先行性，是社会经济变革的推动力，为探究英国为何率先完成经济社会转型提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晚近的经济社会史和地方史论著，都辟有专章交代和探讨水陆交通问题。

    近年来，英国18世纪交通史研究与城镇史研究、经济社会史研究相互渗透的趋势更趋明显。博加特与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小组合作，承担“英格兰和威尔士交通、城镇化与经济发展（1670-1911）”的研究课题。该项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采用一系列数据，探讨交通设施的改善与城镇化、市场机会、技术变革以及长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述研究体现出三大特点。一是研究倾向从定性转向定量。研究者采用统计学和跨学科方法，如地理信息系统、面板数据模型和网络分析，构建出多模交通网络。二是研究视阈进一步放宽，将18世纪交通变革置于更长的时段考察，往前追溯到17世纪晚期，往后延伸至20世纪初。三是研究主题更丰富多元。上述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包括各种交通方式如何演进，交通进步与人口地理变化、经济地理变革、城镇化变迁、新技术应用、能源（煤炭）使用之间的关联如何，博加特等人用定量方法证实了交通革命是工业革命以及农业、贸易、城市经济等发展的推动力。

    （作者：沈琦，系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