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与诗歌流变

    【研究心得】

    北宋中后期诗歌流变与该时期佛教的发展变化及儒学的丰富完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士大夫学佛特点及其佛学思想体系的构建生成过程，与其诗歌典故运用、书写内容及诗美呈现关系密切。在当时儒释整合的学术发展趋势下，文人学佛特点、研习方式等亦出现发展变化，文人学佛变化与诗歌流变之间存在着值得重视的内在联系。

文人学佛特点变化与该时期文化整合趋势相一致

    北宋佛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相一致，佛教亦呈现士大夫佛教的发展趋势，自唐代以来之禅教合一发展思路终于在北宋实现。伴随文化的繁荣，文化整合的趋势愈发明显。文化整合是以固有的文化标准为主体，对一些庞杂乖离的文化因素加以修正协调，使之成为比较一致的行为或思想模式。整合过程既是一个文化形态对创新的选择，又是对借用的文化因素的形式、功能、意义或用途的修正。士大夫对于佛教的重视与研习，实际上正是此一时期“文化整合”的组成部分之一。

    北宋中后期作家众多，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以及前期江西诗派诸人可谓此时期的代表文人。他们学佛方式、所接受佛学思想的不同，亦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他们在此方面的差异，彰显了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特点的变化与儒学发展关系的差异。相比而言，王安石之学佛比较纯粹，其学佛路径可用“藉教悟宗”来概括。他从研习佛教般若空观开始，逐渐达到了对佛教平等观思想的深化理解及对禅悟境界的体认。苏轼学佛则彰显了一定程度上的融通其他学说的特点，他借鉴道家相生相待的理论，使之与佛教相对主义实现对接，由此实现了佛学理解上的突破。黄庭坚学佛之一大特点即是融通儒释，其对佛教修行方式的理解与其对儒学修养工夫的阐发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而其追慕之境界亦呈现了儒释兼具的特色。江西派诸人之学佛强调将禅学理念通过亲证转化为个体经验，由此实现对禅悟境界的更深体验。他们的学佛方式与其儒学修养呈水乳交融之杂糅状态，这与黄庭坚一脉相承，亦是江西派将黄氏作为文化人格范式的原因之一。

    诗人学佛并行诸诗歌创作的行为，为宋诗提供了新的题材。在塑造宋诗不同于唐诗的新品格方面，文人的学佛行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随着儒释整合趋势的渐趋明显，儒林文苑的界限也日渐模糊，在北宋后期出现了全祖望所谓“诗人入学派”的普遍现象，士大夫对禅学的研习与其阐发儒学修养理论的自觉意识相结合，使北宋后期诗人大多标举气格，鄙弃流俗，以日常生活、师友亲情等为诗歌的主要书写内容，诗风呈现向自在平和发展的整体风格态势。正如缪钺先生指出：“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与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遇之。”

文人学佛促成了该时期诗歌语言风格的变化

    北宋中后期诗歌中佛学典故的运用发生了三个变化：其一，出自禅宗语录、公案之典故渐渐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其二，从借用佛经词汇、运用语典到融摄禅宗公案事典；其三，由用之于再现到用之于表现。

    宋代士大夫所接触之主要佛教宗派即为禅宗，加之士大夫因复兴儒学之自觉意识而对“心性论”问题兴趣浓厚，因而禅宗关于明心见性等问题的论述，成为此一时期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佛学内容，而且禅宗语录、公案渐成诗歌中佛学典故的主要来源，在与佛经的对比中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原因在于士大夫佛学修养的普遍提升，他们已不再满足于阅读一般佛经，而是意欲通过吸收禅宗明心见性等学说，运用至儒学的丰富发展中。同时，这也是文学疆界发生变化的一种表现——北宋中后期诗歌大量融摄佛禅语言入诗，实质上就是文学改变自己疆界的一种表现，是诗歌系统打破宋初固化状态的表现。随着至北宋中后期士大夫复兴儒学意识的自觉化，他们发现了原有诗歌语言系统之外的资源，而在文学上的自觉追求则使他们有意融摄新典故进入诗歌创作，因而士大夫在研习佛学这一新的文化资源时，也将佛学词汇、公案故事运用入诗，以此来更新并丰富诗歌语言系统。

    佛学典故在进入诗歌语言的最初阶段是繁杂多样的，但随着禅学语境的形成及士大夫融通儒释之自觉意识的增强，佛学典故来源也逐渐稳定在了以禅宗语录、公案为中心的范围内。此一时期追求“雅健”的诗学主张落实在诗歌句式上即是对多主语、多谓语或主谓式、动宾式句式的偏爱，这在山谷诗中即多次出现，如“机巧生五兵，百拙可用过”“二三名士开颜笑，把断花光水不通”。而禅宗公案则即可用某一名词指称之，又可以融摄为一句或数句诗句的特点，符合了这种创作需要。如福州大安禅师用牧牛来喻修道，这既可用“牧牛有坦途”“青草肥牛脱鼻绳”来言说之，亦可以用“露地白牛”来指称之。因而融摄禅宗公案、运用事典入诗渐成佛学典故融摄的主要方式。

    士大夫对雅健风格的追求，使他们将人格精神、人生境界看作是决定文学创作高下之因素，因而诗人惯常于诗歌中表现主体的人格精神，而处于儒释融合趋势下的文人理想境界兼具儒释特点，故佛学典故的运用亦由用于抒情表意、摹景状物转变为用于书写主体之人格精神、人生境界，这也折射出了此时期诗歌由注重再现到注重表现的转变。如黄庭坚诗：“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其用凌云志勤禅师见桃花悟道来表达随缘自足、无心任运的瞬间感悟，主体豁达的气度超越了贬谪的苦难，这种绵历世事后的洒脱气度反比沉痛的人生自述更具艺术感染力，同时亦将典故的禅学意蕴与自我精神的表现融为一体。

学佛改变了诗人创作思维与观物方式

    在北宋中后期诗歌流变过程中，诗人创作思维的转变则更能体现时代特色，佛学不同于本土儒道思想系统的显著特点之一，即是强调观想世界时任外物沄沄而觉心不动，这种静观与诗歌创作思维无疑具有相通之处。此时期诗人对佛禅静定观照方式的运用，经历了一个由沿袭到创造性运用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单篇书写静观所得，到书写静观所得为增强全篇层次感服务，再到将佛禅静定与儒家修养功夫融通无间并以之观想外界的过程。

    儒释整合的学术发展趋势昭示了士大夫接收佛禅思想的特点，在借鉴禅学“反观”方法论以丰富儒学内省修养功夫的同时，禅宗平等该罗的观照方式取代明镜映物成为了士大夫观想外界的主要方式，作者更倾向于书写平等该罗观物时所获得的“浑然与物同体”的感悟。从现象学的角度分析，平等该罗式的观照更接近于一种多形的潜在设定的行为，而明镜映物式的观照则接近于单形的本质直观行为。观照方式的变化使得北宋中后期诗歌中惯用多形行为的书写凸显创作主题的人格精神，手法上命意曲折的一面更加突出，风格则明显趋于洒脱随缘、自在平和。诗人运用佛禅静定观照方式的变化，与诗歌的流变亦有着密切关联，是北宋中后期诗歌逐渐走出唐诗创作方式的范畴，而渐具自我特色的一种具体表现，即强调人格修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紧密关联，强调诗歌是主体人格精神、人生境界的外在表现。至于其转变之原因则与当时儒学复兴及文苑、儒林合流的趋势有着直接关系。

    （作者：左志南，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近佛与变雅：北宋中后期文人学佛与诗歌流变研究”负责人、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