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与程千帆的交谊

    刘永济先生与程千帆先生是世交。刘先生早年在长沙的时候，曾经向程先生的叔祖程颂万问学，而程先生自幼随程颂万长子程君硕先生读书。刘先生是千帆先生的长辈，刘先生发表在《学衡》杂志和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的许多文章，程先生原就读过，十分佩服。1940年初，程先生因躲避战乱辗转入川，刚到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任教不久，便去拜访当时亦随武汉大学内迁乐山的刘先生，并把自己和沈祖棻先生的一些作品呈请刘先生指教。刘先生很欣赏程、沈二先生的才华和作品，次年，刘先生便推荐程先生到武大中文系任教。

    程先生对刘先生的为人极为推崇。他认为刘先生一生的为人治学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那就是对祖国学术文化的热爱、对人民的责任感和对真理的不倦追求。刘先生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创而又反复修改的。蝇头细字，在稿本的天地头上都批得满满的，加以誊清，然后再改，为的就是求真。刘先生曾举《寓简》所载欧阳修故事为例。欧阳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为了怕先生生气，而是怕后生嘲笑。刘先生将此告诉程先生，并且说：“嘲笑还不要紧，但误人子弟，问题就大了。”

    刘先生治学的勤奋，也使程先生特别感动。程先生后来回忆说，1941年秋，他与刘先生在乐山嘉乐门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结邻。钱歌川教授与程先生住在山顶，刘先生住在山腰，相距不过百米，有一条石级相通。小路两旁，栽满竹子。晨光熹微，竹露滴在石级上，淙淙作响，而刘先生的读书声则从雾气露声中断续飘来，每天如是。到了晚年，刘先生更是爱惜光阴，天还没亮就起床工作，午餐后，休息一下，又工作到深夜。他说：“我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但还恐怕所为不及其所欲为。”这极大地激励了当时还很年轻的程先生。

    刘先生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由博返约。在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刘先生经常开设的课程是屈赋、《文心雕龙》和词，学林便很自然地推崇他在这些领域中的成就。但在程先生与之交往的20多年中，程先生发现，刘先生治学之广，读书之多，是很惊人的。刘先生在群经、诸子、小学方面，在目录、校勘、版本方面，在地理沿革、名物制度等方面，修养都很深厚。所以，他研治古典文学，就能左右逢源，多所创获。从有关屈赋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先生对古文字学和古史的造诣；而从其有关《文心雕龙》的著作中，又可以看出刘先生对玄学特别是对《庄子》的造诣。但他除了偶尔谈论有关的学术问题外，几乎完全没有发表过文学以外的文章。程先生曾问刘先生说：“您论《庄子》如此之精，却不肯著书传世，难道是‘善《易》者不言《易》’吗？”刘先生只是微笑，没有回答。刘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而已，显然属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派，而不是“深芜穷其枝叶”的北派。黄庭坚评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源，四海会同者也”（《答王子飞书》）。刘先生治学由博返约，不废考据，但主要是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如此。程先生自20世纪40年代初与刘先生相识，学术交往很多。刘先生的许多著作和词作的手稿，程先生都读过。有时候程先生也会对这些手稿提出自己的意见，刘先生无不乐于接受。程先生曾珍藏有近百幅刘先生的词稿，都是精楷，可惜都毁于“文革”中了。刘先生曾赠给程先生一副斋联，上联是：“读常见书，做本分事。”下联是：“吃有菜饭，着可补衣。”这副对联也足可见出刘先生为人治学的态度。

    程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师从刘先生20多年，得其教益最深。确实，刘先生对程先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首先表现在为人治学的精神上。刘先生一生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并为其传承开新倾尽心力，程先生亦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吴宓先生就称程先生“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吴宓日记》1946年3月8日记）。而这正是程、刘二先生交往最频繁的时期。程先生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历经磨难却始终不甘沉沦的原因时，也说道：“这个原因，就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去。”（《桑榆忆往》第4页）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为己任，支撑起了程先生的整个人生和学术。

    刘先生在学术上属于学衡派，主张不激不随，兼取中西文化的精华而加以融会贯通。他早年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在《学衡》杂志上发表的《文鉴篇》，对文艺鉴赏有极精微的剖析。他的《文学论》，是在明德中学讲文学概论的讲义，贯通中西，要言不烦，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著作，曾由商务印书馆多次印行。他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能得刘勰原意，堪为继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后的又一力作。刘先生谈到自己的这本书，曾说：“季刚的《札记》，《章句篇》写得最详；我的《校释》，《论说篇》写得最详。”（程千帆《刘永济先生传略》）以精于小学推黄季刚先生，以长于持论自许，亦是平情之论。其书有两种附录，《〈文心雕龙〉征引文录》和《〈文心雕龙〉参考文录》，所录作品，极为详备。程先生初到武大，给中文系的学生教大一国文，编为讲义，分总论、骈文、散文三部分，总论选了十篇文章，包括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等，实际也是以现代学术的眼光来处理中国古代文论的材料，是一种总结和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可贵尝试，其研究思路和方法，正与刘先生同。程先生这一时期还明确提出了将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看法。

    至于在教学方面，程先生受刘先生的影响就更明显了。程先生到武大任教时仅28岁，刘先生怕千帆先生不能胜任，就在其讲课的教室隔壁悄悄地旁听了一个星期，才算放了心。程先生后来回忆起此事，深情地说道：“几十年来，每当想起先生对于后辈是如此提携、爱护，就深深地为自己学业无成，辜负了先生的关怀而感到悔恨；同时，对待自己的学生，也总想以先生为榜样去做，虽然还差得远。”（《刘永济先生传略》）程先生晚年来南大后，之所以能发愤著书，传授生徒，取得成就，个中的原因，我们也许能从上述的话语中探知消息。

    （作者：巩本栋，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