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为芹辛苦见平生

    【大家】

相识

    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著作，我最早读的是《红楼梦新证》，时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部书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红楼纪历”“史事稽年”二章，当时所做笔记上出现最多的是“心有戚戚”四字。继而遍读周公之书，再与其他健在的红学大家著作相较，得出结论：周汝昌乃当今红学研究大家，当之无愧。

    又六七年，谋食京华，虽与周老同住一城，但因生性木讷腼腆，从未起意拜谒请教。再六七年，竟因“胡适”的关系，与周老略有交往。2004年，拙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接纳，因附有周汝昌致胡适函8通，出版方提出：必须有周先生的授权才可。

    于是，这年9月2日，我首次冒昧致电周府，当日有记：“与周伦玲女士谈颇欢，时间颇长。汝公外出开会，9月6日方回家，要去予之电话，回来后请示周老后再复我。对周函稿费事并不太计较，又谈及海燕社出版之《石头记会真》等。”

    9月6日，周伦玲女士电告：周老同意拙书收入周函。得授权书后，《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的出版仍颇费周折，直到次年下半年才拿到样书，立即第一时间函寄二册与周老。

    2005年11月21日晚9点，笔者尚在公交车上，忽得周丽苓女士电话，告周老要和我说话，我答现在不便，请他稍候，到家后即刻打回来。

    但未下车，周老又打来了，兴奋异常的连续跟我交谈了近十分钟，我几乎不能插言，当日亦有记：“周老对予极客气，谈拿到书时与予一样高兴，又建议再印时封面应突出‘胡适’‘红学’‘全编’三词，又云纸张太不好等……”

    得前辈鼓励、赐教，自是欣慰。与此相关的一事亦可略提：此次版权接洽催生了周老的一本新书——《我与胡适先生》的诞生，其子女在书的《后记》写道：“此书最终决意落笔则是2004年10月，宋广波先生见告，父亲致胡适先生的全部信函均保存在社科院近代史所，完好无缺，但不易看到，不能借出。”而此意，责任编辑亦曾向笔者道及。

    此外这前后，笔者先后发现了周老1948年读《楝亭图》后写给藏主张伯驹的《金缕曲》（上有胡适亲笔批注），以及周老为搜觅材料写给张元济的信。这些均属周老佚诗、佚信，亦是红学史的重要史料，我都及时抄寄给了他。

    而我也不止一次荣幸地收到周老的亲笔签赠著作，每每收到新书，那具有独特风格的“周汝昌”三字题签总是占满扉页。闻着淡淡墨香，我心中总是那么欣喜、愉悦，也总希望把前辈的论著一口气读完。

    我与周老的交往还有一事可记，那是发生于2008年，恰逢周汝昌向胡适问学一个甲子。这年夏天，我赴台北访学，喜得胡适在有关曹雪芹文献（如《四松堂集》）、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以及研红著作上的批注本一大宗，于是决意编《胡适批红集》。

    《胡适批红集》编好后，我忽发奇想：若书前有周老之序，岂不是一件佳事？

    我的理由：一是《胡适批红集》收有胡适批点的、令他引以为傲的周著《红楼梦新证》第41页；二是当时大陆尚健在的亲炙过胡适之教的弟子，周老是硕果仅存之人；三是当年周汝昌受教、受恩于胡适，今周为胡书作序，也算是再续前缘。

    于是，我将此意商之于周老，即得先生爽口答应，不数日就收到了周伦玲女士发来的《序言》电子版。“周序”回顾了他戊子年受教胡适的种种往事，并为拙编赋诗一首——

    花甲无端戊又周

    名园驻影证重游

    韶年而立惭三立

    情梦红楼忆四楼

    曾见大师容末学

    不期小著动高流

    中华文典千寻厦

    屋角鸡虫计未休

    注：三立，仍用立德、立功、立言之义。四楼，未名湖畔第四座古典画楼，适之先生曾用浓朱大书“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之事。

    戊子大雪节后九旬周汝昌拜书

突破

    我与周老之浅淡交往，发生于先生九秩高龄前后，有限几次到红庙周宅（那真是名副其实的陋室）面谒，感受最深的是周老的纯真、性情以及谦谦儒者的风范。

    记得有一次谈及《红楼梦》里戏曲之精妙，周老当场唱了几句，那种字正腔圆，那种神情投入，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是晚辈后学，但周老与我谈话，必称“宋先生”。有此亲身接触，也为周老在文章多次提及自己是个“大孩子”的说法，找到了注解。

    笔者浅见，对学者而言，不可丢掉“纯”“真”之性，因学问乃求真之事，如果在学术探讨中也要玲珑八面、左右逢源，那是不相宜的。周老的“纯”“真”气质，也恐怕是他在红学领域成就卓著的原因之一吧。

    在过去的两个甲子里，周汝昌是红学研究史上贡献与影响位列前三的学者，也是学术创获和成果总量最多的学者。但是，对于这位杰出学人的研究与评价，却远远与其学术地位不相称。

    研究周汝昌，旨在还其学术史上的真面目。一提周汝昌，史家总习惯性地拿他与胡适相提并论，说胡是“新红学”的“开山者”，说周是“新红学”的“集大成者”，这主要反映的是胡、周间的学术传承关系。

    但事实上，周汝昌对于胡适，不仅有继承，亦有超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周汝昌在“新红学”范畴内对胡适的突破；二是周汝昌对“新红学”本身的超越。

    详说此两点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胡、周二人的红学研究，在各自的学术体系中所占比重极为悬殊。作为“新红学”的开山者，胡适在红学史上的地位无人可代。但《红楼梦》考证，只是其“国故整理”的一个分支——小说考证——下面的更小的一个分支。胡适考证的白话小说，除《红楼梦》外，还有《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与小说考证并列的，则有佛教人物考证、《水经注》考证等。而与“整理国故”并列的，则有新文学的提倡，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红楼梦》考证，对胡适而言，仅仅是其整个学术体系中微小的一部分。

    与胡适不同，周汝昌虽然在诗词、书法方面也造诣深厚，但毕竟红学才是他的“主业”，是其六十余年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的部分。

    除“比重”不同，二人研究初衷亦迥异。胡适考证《红楼梦》，只是其治学方法论的具体举例，目的是教人如何考证《红楼梦》与传统小说，教人一种做学问的方法。周汝昌不同，他是为“红学”而“红学”。胡适自开创“新红学”之后，每遇新材料也写研红文章，但这仅仅是其开创工作的后续、延伸，而周汝昌则是为红学奉献终生。

    回归本题，我们再说周汝昌对胡适的超越。胡适开创“新红学”之初，就把论题限定在“作者”“本子”两个方面，他根据曹雪芹家世材料提出《红楼梦》非写他人，亦非“排满”，而是自叙（即“自传说”）。

    周汝昌在论题、方法、“自传说”等方面都严格继承了“新红学”。同时，他又在此学派上有大突破。

    比如，胡适提出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周汝昌则在前贤、时贤以及自身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曹学”。他并不把研究视角单单聚焦于曹雪芹，而是一开始就是从曹家的整个家世作为研究对象（胡适是从曹雪芹进而引申到家世研究的）。到后来，周汝昌更是把曹家的远祖上溯到更早的汉魏唐宋元明，上升到从中华氏族文化的高度研究曹家的历史、文化血脉。

    正是基于此，周汝昌所作曹家世系表较胡适所作，准确、复杂得多。他据史料提出：曹家虽是汉族血统，但自曹雪芹往上六世起，已逐渐从满洲旗的包衣上升为“簪缨望族”，“已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满洲旗人，不但‘亡国’‘思明’的想法，放到他头上，荒谬得简直令人发笑”，即是附会明珠、顺治的说法，也是万难讲通的。这就为旨在摧破索隐红学的“新红学”提供了难以驳证的有力观点。

    此外，周汝昌不把作者、版本考证当作终极目的，而是看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而“新红学”的开山者则除作者、版本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新进境。还有，他不同意胡适的《红楼梦》文学性、思想性不高的说法，而早在1948年就认定：曹雪芹是中国第一流天才小说家之一，《红楼梦》是世界伟大文学作品中的非凡代表。若仔细比对胡、周之研究，即可充分明了“新红学”是如何从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变成丰美华丽的大厦的。

    不独在“新红学”范畴内成就非凡，改革开放后，周汝昌逐步超越“新红学”。他针对以往《红楼梦》研究只固着于“思想性”的定势，提出研究《红楼梦》的艺术性；后又明确提出“红学是中华大文化学”。而此说，可上溯到1980年，他赴美参加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对美国媒体大谈“《红楼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晶，是维护中华民族感情的载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周汝昌明确提出此说，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书写的是中华文化万紫千红的大观与奇境；二、若想了解中华文化，最有趣味、最便捷的办法是读通《红楼梦》。

    周汝昌明确提出此说后，曾引来不少时贤从学科定位等角度的不同意见，这都不奇怪。但我们可对此说做一番“同情的理解”，不必将其看作是对红学学科的定位，只视作周汝昌本人对《红楼梦》的一个判断，一个解读即可。

    至于红学学科的界定，迄今亦未能达成共识。但探讨《红楼梦》的文化内涵，似乎不会引起争论。不仅如此，笔者还坚信：“《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这一论题，必将是未来《红楼梦》研究最具生命力的课题之一。

痴心

    周汝昌巨大成就之取得，当与以下原因不可分——

    一、终生痴红。因痴迷，而能执着。顺境中（1947年—1953年，1978年—2012年）固有大成绩，逆境中亦研思不辍，甚至“遍体鳞伤”亦痴心不改，真正是“为芹辛苦见平生”。

    二、敢于挑战学术难题。以版本校勘为例。自胡适提出版本问题以来，为读者校勘出一部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遂成红学家们的重要任务。但恪于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无人敢碰此难题。周汝昌而立之年，即发愿做此事，积半个多世纪之努力，其成就又有谁可与比肩？对学术研究而言，若不发狠攻克一些大的难题，敢于“碰硬”，而只在一些浅层的话题上“打转转”，是很难有进步的。

    三、深厚的中华文化素养。不懂清史，读不透《红楼梦》。没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底，亦难深入堂奥。在文化素养方面，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相较，并不占优势，但与流辈相比，则非他人所企及。

    四、独立思考。周汝昌本是“新红学”的正宗传人，但他对开创者也不是一股脑儿地全盘接受，而是“扬弃”。在曹雪芹生年问题上，他根本不同意胡适坚持的曹雪芹必须赶上曹家繁华这一个前提；在版本问题上，他以恢复曹雪芹原书真貌为出发点，不同意胡适为推广白话文而追捧“程乙本”。胡适曾劝周汝昌搁起“年表”，但周汝昌未从，“年表”反而成了《红楼梦新证》的主体部分。总之，周对胡之否定，与对胡之继承，几乎是同步的。这正是独立思考的使然。

    毋庸讳言，周汝昌亦难免有错误。这既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原因。作为千古奇书，《红楼梦》有这样的魔力：能令老友为喜欢宝钗还是喜欢黛玉而挥老拳。又因其复杂，以致几乎每个字都成了争讼的论题。

    红学史，实是红学论争史。而周汝昌，自涉足红学那一天起，就一直处于论争的旋涡之中。在学术层面的“批周”上，以时贤杨启樵先生最为客观、公允。

    周书之“史事稽年”，本是将曹雪芹、《红楼梦》置于广阔的清代前期政治、历史、文化中加以考索，以反映《红楼梦》成书之时代背景，此立意，毫无可指摘之处。然而，这并非专攻此业的周汝昌之长，在清史研究家面前，难免现出“短处”来。

    当然，杨启樵先生亦有“硬伤”，如他在驳周汝昌时，特别举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始付梓作为根据，但实际上此文早在同年5月即随亚东本《红楼梦》一同流布。这也反映了红学一个有趣的规律：每前进一步，都极其艰难，需要不同流派、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反复辩难方可。而有的问题，甚至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出定论。

    明乎此，我们对包括周汝昌在内的所有红学论争，也就不必再轻动“正谊的火气”，只需平心静气地讨论即可。至于令人讨厌的“酷评”，更应彻底丢弃。

    2018年4月14日是周汝昌先生百岁冥寿，5月31日是他逝世六周年忌日。这段时间缅怀周老，研思周之学术，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乃撰此小文。此外，尚有三愿：希望《周汝昌全集》早日面世；希望恭王府的周汝昌纪念馆早日挂牌；希望在2018年举办一次以纪念周汝昌为主题的高水平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

    宋广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兼胡适研究会副会长。出版有《胡适红学年谱》《胡适与红学》《胡适批红集》《丁文江年谱》等，另发表相关文章几十篇。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