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人养老 故事真不少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提高，中国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但随之而来的是老龄化问题。那么，早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应对的呢？西方国家老年人是怎么生活的？西方国家养老院又是什么样的呢？记者日前不仅深入比利时养老院采访，还访谈了一些不愿去养老院的老人，以向读者介绍比利时人养老的不同形式。

养老院里的老年“新生活”

    玛丽布兰养老院位于布鲁塞尔伊克赛尔区。从外表看养老院与其他公寓楼没有什么区别。大楼有五层，还有一个内花园，这是一座设施齐全，集居住、疗养、康复和治疗为一体，拥有131张床位的养老院。养老院主任德马奈先生介绍说，比利时的养老院分为私人商业化养老院、由街区资助的公共养老院，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非营利性质养老院。一般来说，经济条件较好的人选择私人商业化养老院，每月养老金在1200欧元以下的老人大多只能选择本区公共养老院，而中产阶层或可以得到子女亲友部分资助的老人则较多选择非营利性养老院。

    德马奈告诉记者，地区政府对建养老院有一定的硬件和软件要求。硬件要求有每个人的居住面积、娱乐休闲设施、康复设备、基本的健康保健及治疗和防火设施等；软件包括各类保障人员。养老院的入院最低年龄为65岁，上不封顶。资金来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地区财政，用于雇佣护士、康复人员、护工等各类工作人员；一部分来自入院老人，用于支付行政人员、厨师、电工、清洁工的工资等。玛丽布兰养老院有122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34个国家，其中92人为全职工作人员，入院老人是131人。入院费用每人每月1850欧元，包括吃、住和基本的保健治疗，但看病、买药、理发等个人消费不包括在内。与其他档次的养老院相比，玛丽布兰的性价比较高。由于该院属于非营利性质，收益的绝大部分重新投入养老院的服务完善上。德马奈说，尽管养老院供不应求，但建立养老院必须满足各种条件。地区政府是监督机构，与养老院签署合同，每家养老院要定期接受地区政府的检查。

    谈及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德马奈说，几十年前，双职工家庭还不普及，特别是在乡村，一般家里总有人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生活费用增加，夫妇基本都参加工作，不可能全天候地在家照顾老人，尤其是丧偶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城镇化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加剧了老年人的孤独和隔离感，因此到养老院与同龄人在一起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德马奈介绍说，在玛丽布兰养老院本部的131张床位中，30张床位给予可以自由行动的老人，101张床位留给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给予他们特殊的日常保健和治疗。此外，还将养老院附属的另一处建筑变成了“托老所”，接收可以自由行动但又无人全天候照顾的老人。子女在晚上和周末在家照顾老人，而白天老人们则来此聚会交流，效果非常好。

    那么，住进养老院的老人是怎样看待这里的生活呢？

    在养老院五层的一间单人公寓内，记者见到了坐在窗口的马塞尔·德勒女士。房间只有十几平方米，中间是一张铺陈整洁的单人床，一只小床头柜，一个小衣橱，上面摆放着两个小娃娃。透过窗户，后院的花园和菜园尽收眼底。德勒女士身材消瘦，行动不便，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再过两个月我就90岁了！”她笑着大声说道，透露出几分骄傲和自豪。

    “我家在布鲁塞尔郊区，年轻时在一家企业工作了40年。我一生未婚，是个‘老单身’。”谈到自己的经历，老人爽朗地笑了。据她介绍，二战以后的比利时工业发展迅速，就业机会多，福利待遇也比较好。退休后，尤其是过了75岁以后，身体出现不适，行动越来越不便。听朋友说这家养老院口碑很好就来了。“我在这里有自己的空间，也找到了朋友，我很高兴。”老人继续说，“一开始很难适应集体生活，记得第一天和大家一起午餐，隔壁桌子的人斗嘴，让我很难接受。从此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这是我在这里唯一特殊的地方了。”离开的时候，老人连声说再见，却紧紧地抓住记者的手不放。看来，世界各地的老年人都是一样：他们不需要奢华的物质享受，却需要倾诉。

    十一点半，记者在餐厅看到一些老人已开始午餐。征得同意后，记者和一位叫阿维斯·斯皮海尔的老人攀谈起来。老人今年97岁，曾在一家企业当秘书和打字员。老人告诉记者，丈夫英年早逝，唯一的儿子也在7年前离世。她感到孤单寂寞，于是在4年前来到这里。“我在这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没有家庭成员在身边，但有同龄朋友呀。疗养院的人把我们照顾得很好。我做了白内障手术，看不了书，玩不了牌，电视也不看了，这样还可以省点电费。”这位老人也是如此健谈和幽默，虽然口齿已经有些含糊，却思维清晰，还和站在旁边的德马奈开起了玩笑——“我来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个好主任，当然是在他睡着的时候。”说完老人自己就乐了。由此可以看出养老院工作人员与老人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

    由于生理和生活习惯等综合原因，世界各地的女性寿命均比男性长，这就导致养老院出现女性多于男性的现象。玛丽布兰疗养院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大致是四比一。记者在餐厅见到了一位来自瓦隆区纳穆尔省的老先生。老人患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说话比较慢，口齿也不清晰。他叫爱弥儿·施密特，今年82岁，曾是一名工人。两个女儿平时忙工作无暇照顾他，只能在周末和节假日来养老院看望。据德马奈介绍，世界各地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越来越多，年龄层次越来越低，类似施密特这样的老人尤其需要特殊的关照。

    在康复室，一位女按摩师正在为一位老人做手部按摩。老人叫马蒂·伊维尔斯-盖亚尔，今年82岁，来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了。她是布鲁塞尔人，有儿女也有孙辈，丈夫在26年前去世。她告诉记者，现在的家庭基本上都是双职工，孩子们有工作和自己的家庭生活，虽然孩子们对自己照顾有加，但自己不可能也不愿意到他们家里去住。马蒂承认，刚来养老院时非常不习惯。幼童上幼儿园需要一个适应期，他们可以又哭又闹。老年人开始“新生活”也需要适应期，但他们不可能像孩子那样哭闹，需要忍受、宽容和理解，这就需要一直保持积极的心态。

    走出康复室，在走廊里迎面遇到一位身材不高的老人。德马奈主任介绍说，这位就是本院104岁的寿星玛丽·卡尔特女士！坦率地讲，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眼前这位笑容可掬地与记者寒暄的老人和104岁画等号。记者开门见山地问：“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不抽烟，少盐糖，不挑食，但每晚一杯葡萄酒还是蛮不错的。”老人毫不犹豫地笑着回答。卡尔特女士年轻时在布鲁塞尔伊克赛尔区的一家缝纫机厂当会计。她幽默地说：“大概是当会计整天算钱，所以脑子到现在还好使。”谈到如何保持身体健康，老人骄傲地说，自己非常喜欢体操和打羽毛球，现在还打羽毛球呢！说着还做了几个挥拍击球的动作。当老人听说记者也喜欢打羽毛球后，当即按照中国的方式，和记者拉钩定下“一起打球”的约定。

养老院外的“不知老之将至”

    除了选择到养老院安度晚年的老人，在比利时，记者也遇到许多“不知老之将至”的老人。虽然有的已迈入耄耋之年，但他们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兴趣广泛，精神矍铄。记者的邻居思达盖尔女士已经84岁，但腰杆总是挺得直直的，每天自己上街买菜。住在附近的孩子外出度假，她就为他们担负起收取信件、照顾家庭宠物和为植物浇水的任务。她告诉记者，保持健康最好的方式是锻炼，她习惯散步，而90岁的哥哥喜欢跑步，还参加了今年的布鲁塞尔20公里长跑比赛呢！另外一户邻居也是一对80多岁的夫妇。每天出门总是衣着整洁，夫人还要戴上首饰，化淡妆，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老人说，心理暗示非常重要。如果总是消极就会沉沦下去，如果精神积极向上，就会觉得生活充满乐趣。出门前化化妆会觉得自己还年轻，穿上干净整洁的衣服不仅仅是让自己觉得清爽，也是对别人的尊重——不要给人留下老年人邋遢的印象，年龄越大越要注意外表礼仪。

    在比利时著名华人画家曹培安先生的画室，记者见到了一些年龄从70岁到95岁的“老学生”。旅比25年的曹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老学生”中有的跟自己学画已经20多年，有的每周两次自己开车几十公里赶来上课，风雨无阻。

    曹先生认为，欧洲老年人与中国老年人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前者更“想得开”，将大部分养老金和时间用于旅行、参观博物馆、从事业余艺术创作、听音乐会、看电影和会朋友上。曹先生说，别看他的“老学生们”都是业余绘画爱好者，但对艺术的孜孜以求，令人感动。例如，当听说什么地方举办绘画大师展览，他们不管多远都会毫不犹豫地开车去看。他们非常重视的是精神层面的享受，十分乐意对艺术和文化投资。这也许与他们从小就受到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有关，在欧洲各地的博物馆经常可以见到老师带领小学生们在世界名画前现场上课，这种耳濡目染的艺术熏陶造就了未来的“老龄艺术家”。

    记者与曹先生的几位“老学生”攀谈起来。

    马蒂亚·马尔戈维奇女士今年89岁，除了有点耳背外，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在画室站着画画，一画就是一个多小时。她年轻时曾在美国和比利时的医药化学公司工作，52岁那年因公司裁员而提前退休。她在离布鲁塞尔几十公里的乡下买了一间农舍，过起了田园生活。她一生未婚，现在把丧偶的81岁妹妹接来一起生活。她的生命哲学是“永远不要想年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马尔戈维奇女士退休后兴趣广泛，打网球、画画，尤其喜欢骑马。80岁那年还到中国旅游，跟曹先生学画也已经20多年。从她家到曹先生画室有50多公里，不管刮风下雨，她都是自己开车来。“我从18岁开始开车，到89岁还开车，我喜欢开车。”她对饮食的观点是：不挑食，但也不要强迫自己吃不喜欢的食物。

    82岁的柯莱特·隆巴茨女士身材富态，一说话就笑，年轻时曾在比利时的政府部门工作。她和丈夫有一儿一女，是个典型的比利时家庭。退休后，隆巴茨女士将画画作为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丈夫则参加了射击俱乐部。夫妇俩热爱旅行，曾经到中国旅游三次，对中国赞不绝口。一年前，丈夫出现阿尔茨海默症征兆，但还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为了缓解丈夫的病症，每天早餐后，夫妇俩就开始玩一种记忆游戏，有时候丈夫还是赢家。她说，老年人保持头脑清醒非常重要，旅游、阅读、看展览等都是很好的生活方式。

    隆巴茨女士有自己的花园，平时种花除草也是种锻炼的方式。现在夫妇俩完全可以照顾自己的衣食起居，外出由她开车。即便是去600公里之外的法国第戎看望女儿也是自己开车，只是不像过去那样长时间开车，每天开200公里，分几天完成。今年5月1日，她有了重孙子，四世同堂！但老人不失幽默地说，“可能见不到第五代了！”言谈话语中透着满足和自豪。

    隆巴茨女士说，尽管已经80多岁了，但现在还远不是考虑去养老院的时候。他们夫妇俩的退休金为3000欧元。要想进一家“好一些”的养老院就要卖房子，而她的想法是“把房子留给后代”。眼下，在布鲁塞尔上大学的孙子尼古拉住在家里，家里有重活只要喊他帮忙就可以了。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丈夫外出身上“挂”着地址和联系人名单。她因为高血压也佩戴了一种紧急呼叫装置，平时则请钟点工帮忙做些家务。尽管如此，她也在为将来做盘算。比方说，她打算将住宅底层的车库改造成一间卧室兼书房，等身体不好时就在这里安歇，免去爬楼梯的苦恼和不便。“总之，我们希望在家里待的时间越长越好”。

    约赛特·洛朗女士今年70岁。她的人生哲学是“生活中要不断有新鲜事物，多交朋友”。洛朗女士是法国巴黎人，曾是一家银行的管理人员。结婚后辞去工作，随当工程师的比利时籍丈夫在美国、比利时等国工作。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他们开始了“空巢老人”的生活。她认为，尽管两个儿子也在布鲁塞尔工作，但他们夫妇并不要求孩子们“常回家看看”，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一般来说，两个儿子会带着家人在圣诞节和复活节这样的重要节日回来团聚，平时则较少回来，一切根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安排而定。洛朗女士认为，让下一代照顾自己是一种“自私行为”，因为涉及房屋大小、生活方式不同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年青一代的生活质量。

    洛朗女士说，最好的养老院也不如自己家好。随着针对老龄阶层的社会服务事业越来越发达，社区护工、家庭医生、小时工、送餐工等都可以随时为老人服务。他们夫妇对养老院的态度十分明确：越晚进越好，等到实在无法自主生活了再说。

    应该说，老龄化社会需要应对的问题很多，养老院是一个选择，但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应对老年社会问题应该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准备：广场舞不应该仅仅是“大叔大妈”的专利，年轻人从青年时代就应该注重锻炼身体，一生保持健康的体魄；业余大学不应该仅仅是老年人的活动点，年轻人从青年时代就应该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细胞，为未来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奠定基础。拥有积极、健康、阳光的生活，就会身体康健，自食其力。社会保障是养老的重要手段，但追求高质量的精神满足更为重要。

    （本报布鲁塞尔6月2日电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