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游问孝章的深邃意蕴

    《论语·为政》中，记载了几则弟子问孝之事。对于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的提问，孔子的回答各有不同。他对子游的回答是：“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段话的主旨很清楚，说的是孝子对父母不但要“养”，而且还要“敬”。然而，它的内在逻辑有些隐晦，阐释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有将各种解说逐一比较，这段论述的深邃意蕴才能显现出来。

一

    对孔子答问理解上的偏差，主要出在“犬马皆能有养”六字上，其次是“不敬何以别乎”，关键词一个是“养”，一个是“别”。

    现存“犬马皆能有养”的最早解说，见于三国人何晏《论语集解》所引前人注释：“包曰：‘犬以守御，马以代劳，皆养人者。’一曰：‘人之所养乃至于犬马，不敬则无以别。’”可见围绕着“养”字，汉魏时已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是犬马可以“养”人，一是人“养”犬马。南朝时，梁人皇侃作《论语义疏》，基本上认同犬马养人之说：“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者，此举能养无敬非孝之例也。犬能为人守御，马能为人负重载人，皆是能养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也。云不敬何以别乎者，言犬马者亦能养人，但不知为敬耳。人若但知养而不敬，则与犬马何以为殊别乎？”不过，他对人养犬马之说并没有完全否定，还依其思路解说：“言人所养乃至于犬马也，云不敬则无以别者，养犬马则不须敬，若养亲而不敬，则与养犬马不殊别也。”

    至宋代，依然是以上二说盛行。邢昺为《论语集解》作注释，依违于二说之间，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倒是朱熹态度鲜明，认为犬马守御、负重是人驱使下的被动行为，不能算作“养人”，径自肯定人养犬马之说。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说：“养，谓饮食供奉也。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由于《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广泛，人养犬马之说占了上风。

    在清代考据学兴起后，朱熹认同的人养犬马之说遭到了严厉质疑。朱彬在《经传考证》中指出：“此与《礼记》所称‘父母之所爱亦爱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与人乎’语意正相发，言犬马亦有刍豆饲秣，皆可谓之养，况事亲而可不以敬将之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亦是此意。若比父母于犬马，则拟不于伦矣。”后来，陈天祥也提出疑问：“以禽兽况父母，于义安乎？”（见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总之，养父母是赡养，养犬马是饲养，不加区分地讲什么养父母、养犬马，是把父母与犬马相提并论，显得不伦不类，于义未安。故而清代学者纷纷自出机杼，弥补这一漏失。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就记载了清人的三种新解：一种是包慎言在《论语温故录》中，将“犬马皆能有养”理解为“至于父母所爱敬之犬马亦能养之”；一种是刘宝楠之兄五河君在《经义说略》中，将犬马释作卑贱之人；还有一种，是李光地等人的“禽兽相养”之说。

    比较而言，“禽兽相养”说最合乎“子游问孝章”的内在逻辑。李光地在《论语札记》中谓：“如旧说犬马能养，则引喻失义，圣人恐不应作是言。且‘能’字接犬马说，似非谓人能养犬马也。盖言禽兽亦能相养，但无礼耳。人养亲而不敬，何以自别于禽兽乎？”其后翟灏作《四书考异》，亦主此说，考证相当精审。其大意是孔子答子游之问，与《礼记·坊记》中“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的意思相同，《坊记》不过变“犬马”为“小人”而已，“此义已深足警醒，更何必躁言丑语，比人父母于犬马耶”。

    这一顺畅的解释，仍然会遇到不同意见。近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中认为：“犬马在事实上是不能够养活自己的爹娘的，所以这说不可信。”殊不知，人类驯养动物的历史并不长。在驯养之前，各种动物照样可以生息繁衍。人类推己及物，自然会觉得动物界有自己的养育方式。在古人眼中，动物并非无情物，也有对同类的爱心。《礼记·三年问》云：“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呜号焉，蹢躅焉，踟蹰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古人意识到禽兽也知道爱护其所生育者，其种族的繁衍依赖于同类本能的哺育与反哺，犹如人类的哺育与赡养。对动物界如乌鸦的衔食反哺的赞美，屡见于诗文中。正是从动物界的反哺现象出发，孔子才对不尊敬父母的行为，脱口而出“犬马皆能有养”一段话，说是给父母一口饭吃，是犬马都能做到的，若对父母不尊敬，那这个所谓的“孝子”同犬马有何差别呢。在这里，孔子是站在思想家的立场讲人生道理，而不是以科学家的眼光谈物种遗传。后人以意逆志，不难体会这段话的内在逻辑。

二

    “犬马皆能有养”的本义既明，“不敬，何以别乎”的思想光辉便闪现出来了。

    其一，孔子是“人禽之别”的早期探索者。人类的进化，从“人猿相揖别”开始，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动物性、不断“人化”的过程。其间，萦绕在思想家脑际的一个大问题，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何在。众所周知，《孟子·离娄下》有一段名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认为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几希”，就是那么一点儿，人能以仁义的标准行事。后来，《荀子·王制》也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认为人在禽兽的有气、有生、有知之外，多了一个“有义”，所以“最为天下贵”，成为万物之灵。这是战国时期著名的“人禽之别”论述。由孟、荀之论回头看，孔子所言“不敬何以别乎”，正是现存最早的“人禽之别”的文献资料。在“人禽之别”的早期探索中，孔子功不可没，这一点应引起思想史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孔子以“敬”为“人禽之别”的标准，是他成熟的思想的表现。子夏问孝，孔子的回答是：“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段话里，为父母做点事，供奉些酒食，还说不上“孝”。“孝”的难得之处，在于子女对父母能时刻保持欢愉的容色。这实质上就是一个“敬”字。孔子还说过：“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即使自己的合理建议未被采纳，仍然要保持恭敬的态度。这对子女来说，要求相当高。总之，按照孔子的思路，仅仅供奉父母饮食算不上孝，只是如同“犬马皆能有养”的反哺而已。言下之意，不供奉父母饮食，则是连犬马那样的畜生也不如的行为了。这是孔子言论中罕见的疾愤之语，无论对其并世之人，还是后来者，都是极为严厉的警示。

    其二，社会与人生由于崇“敬”而升华。孔子以对父母有无敬意来区分人禽，没有孟子、荀子以仁义来区分那么具有概括性、抽象性，但却非常具体，抓住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所在。人在孩提时期都有父母之爱，这是自然之情，长大后供养父母很正常，但只有做到“敬”，才是对自然之情的升华，使行孝者由无意识而进入有意识的活动，达到道德理性的自觉。由于“敬”的直观性，它在儒家伦理由家庭向社会拓展的过程中作用巨大，成为人人需要践行的美德。《孟子·离娄下》云：“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深得孔子思想的真髓，这段话是他对孔子看重的“敬”最简明扼要的发挥。

    孔、孟所言之“敬”，后世奉为圭臬，而以宋代理学家程、朱之言最为典型。据《朱子语类》卷十二《持守》记载，朱熹有大量论“敬”的语录。如“敬字工夫之妙，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人之为学千头万绪，岂可无本领？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语”。又如“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字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一主乎此，更无内外精粗之间”。程、朱对敬字工夫的阐释，曾对维系世道人心发生长久的影响。

    从“子游问孝章”等文献出发，现代学者张舜徽先生对孔、孟以至程、朱崇“敬”之论融会贯通，结论为“人道之极归于爱敬”，在当代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不相爱则乱，“爱而能敬，惟人能之，人禽之分，殆由于此。故人道之极，必兼斯二者也”。他甚至将爱敬之理推廓到国家治理、世界各国相互交往之中，亦是无往而不顺适，“故敬爱之理，卷之可藏于一身，放之则弥于六合，此其所以为人道之极也”（《爱晚庐随笔》卷三）。一言以蔽之，敬之为用大矣哉！

    （作者：周国林、梁悦，分别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