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得此身长报国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浙江崇德，一个美丽的地方，虽是他的故土，但却因为日寇的侵袭，他的父母背井离乡。1937年，在逃难路上，母亲在一个冰冷的冬日生下了他，故为其取名为“徐抗敌”。

    一路颠簸到了昆明，他进了西南联大附小读书。老师为这位聪慧果敢的少年改名为徐匡迪，意为“匡扶正义，迪吉平安。”

    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就这么融入到了他的血液里，直至耄耋。多年来，从学界到政界、再到学界的回归，历经战略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冶金学家等多种角色，跨界之广实属少有，但他在各个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的一生获奖无数。5月30日，徐匡迪获得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该奖项被誉为中国工程科技界最高奖项，主要奖励在工程科技及管理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和重要贡献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该奖1996年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每届仅一人。

国家的需要就是努力方向

    五月已过去大半，上海的气温陡升至36摄氏度，夏天就这样说来就来了。徐匡迪身着白色半袖上衣和黑色长裤，头戴一顶米色鸭舌帽，伴着一阵爽朗的笑声翩然而至。

    “对不住大家了，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太热。”徐匡迪虽两鬓斑白但面色红润，始终面带微笑，谦和厚重、运筹千里的从容和科学大家的睿智风度，让人心生敬意。

    面对社会给予他战略科学家、教育家、外交家等多种“家”的评价，他坦诚地说，这么多“家”都不敢当，都改为“工作者”比较合适。

    多种角色何以转换得如此精彩？“我认为中心的一条就是要立足祖国的需要，努力学习新工作岗位上所需要的知识，做好每一个岗位的工作，以报效祖国。”徐匡迪直言。

    在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学生心中，徐匡迪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学长，更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在这所大学编著的《走近匡迪学长》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改革开放后，匡迪学长游学欧陆，面对祖国的呼唤，婉拒国外高薪，毅然回国，还多次写信给自己海外的学生，请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正因有此报国之志，徐匡迪在他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事科研，他向来不会浅尝辄止，必定要有所突破。作为我国喷射冶金技术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徐匡迪围绕喷射冶金过程因钢液翻腾而增氮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其成果填补了该领域的理论空白，荣获国家“六五”攻关重大成果奖并广泛应用于工业实践。

    由于在喷射冶金方面的杰出贡献，1982年3月，徐匡迪应邀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短期合作研究和访问学者。同年4月，第二届国际喷射冶金学术会议在英国举办，徐匡迪出色的学术成果震动了国际学术论坛。近年来，通过徐匡迪及其团队的努力，中国的喷射冶金和炉外精炼方面的成就拥有了非常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一次又一次地令国外同行叹服。同时，他先后被英国皇家工程院、瑞典皇家工程院、美国工程院、俄罗斯工程科学院等国家工程院聘为外籍院士。

    在科技界，徐匡迪被公认为是一位高瞻远瞩、海纳百川的战略科学家。无论是科学教育、工程应用，还是政治、经济等领域，徐匡迪总能注重一些发现基本规律的基础研究，同时也非常清晰地指明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方向。他立足国家发展大局，主持并参与了若干项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诸如《国家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专题Ⅲ：制造业发展科技问题研究》《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战略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

    而在从事的多项工作中，徐匡迪对教育工作也是倾尽心血，他兢兢业业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多年来，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业大学，乃至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依然坚持带博士研究生，为全国冶金行业培养了一大批钢铁冶金的栋梁之材。

守护院士称号的声誉

    由于他在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5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成为中国第一位拥有院士称号的市长。

    他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珍惜院士荣誉，保持这一称号的纯洁”。2002年，在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后，他也对中国工程院所有院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在我国，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其主要工作是选院士和做工程科技战略咨询。“院士是中国工程院的基础，选好院士是做好工程科技战略咨询的前提。”徐匡迪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院士不但要保持专业上的高水平，还要成为科学道德的楷模。”

    作为中国工程院第三任院长，徐匡迪主持了一件令全体院士及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的事——提高院士选拔的门槛和狠抓科学道德建设。在他的主持下，完善增选制度、规范增选程序、引入社会监督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的重点工作。

    2005年12月，随着中国工程院2005年新当选院士名单公布，中国工程院向新当选的院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特别是为商业性广告造势”，“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

    这封公开信给学术界带来很大冲击。“公开致信就是想让院士们对自己有清醒认识，不要搞成‘社会活动家’。同时，借此机会增加社会对院士的了解和监督，这对促进良好的学术风气很有必要。”徐匡迪解释说。

    此后，每逢两年一次新当选院士名单公布，这封《中国工程院致新当选院士的一封信》和《中国工程院向新当选院士所在部门和单位提出的建议》就会送达每位新当选院士及所在单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阐述院士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言辞恳切，对科技精英深切爱护、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情感跃然纸上。

    而这只是一个前奏，2007年，中国工程院又抬高了增选“门槛”——将投票通过的比例适度提高，从过去超过到会院士票数的1/2改为2/3方可当选。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院士认可度的进一步提高。

举手投足真性情

    熟悉徐匡迪的人都知道，他虽为工作殚精竭虑，在科研上对自己和团队非常严苛，不容一丝差错，但他却并不是刻板无情之人，举手投足真性情，也因此在科技界传下很多佳话。

    早在孩童时期，徐匡迪的艺术禀赋就已经初现端倪，他擅长大提琴演奏，歌也唱得极好。1954年初，临近高中毕业的徐匡迪开始思考理想和志愿。

    彼时，国家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了“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基础的基础”。

    无情未必真豪杰，他本就是性情中人，“钢铁报国”的理念很快点燃了徐匡迪的爱国之情，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爱好，迈进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大门，从此，与钢铁结下一生之缘。

    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校庆时，邀请徐匡迪作为发言嘉宾出席。《走近匡迪学长》一书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徐匡迪稳步走上发言台，站定，目光环视全场，然后缓缓地向台下的校友和同学们鞠了一躬。正当人们准备凝神聆听徐匡迪的讲话时，却见他又侧过身子，面向主席台的恩师们：魏寿昆院士、柯俊院士、关毓龙老师……深深地，又鞠了一躬。顿时，台下掌声雷动。

    这场景在北京科技大学广为流传。有人说，从这“两鞠躬”读出了一位学者的严谨风范；也有人说，他们看到了匡迪学长对母校的殷殷情深和对师长的感恩之情。

    面对一些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年轻人，徐匡迪说，希望他们能够回国参与到祖国的建设中来，不然等到年老再回头看看，自己没有在祖国度过最辉煌的年代，这将是最大的遗憾。

    “希望科技人员能够对科研有定力，耐得住寂寞，抵抗住诱惑，专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耕耘，硕果累累。”徐匡迪满怀期待地说，如此，到2050年的时候，我们的科技创新就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并跑、领跑，成为全球瞩目的创新创业热土。

    （本报记者 金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