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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书话】
1918年旧历除夕这天，上海下了一场雪，厚有寸许。到了正月，雪后晴明，气象殊佳。这时寓居上海的王国维，见到了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的后裔王丹铭，得知他尚留有清代诸多学者写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信札。王国维随后致信罗振玉，希望他尽快印行这批信札，甚至表达了对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要鉴定的不耐烦。
果然就在这一年，罗振玉以《昭代经师手简》《昭代经师手简二编》为名，印行了这批信札。在序言中，罗振玉谈到对书信价值的认识，大旨为：古人信札吊丧问疾的内容为多，几乎没有探讨学术的内容。他自己喜好收藏前人手札，觉得像亲接几席聆听话语。可惜从明代以来，所见信札的内容多是为人关说或敷陈琐事，书迹虽然可珍但事迹鲜能传遗。但这次印行的信札，“其人皆儒林之彦，其事皆商量学术，言皆驯雅”，所以能“有裨来学”。
罗振玉的这篇序言，恰巧为他自己的信札收藏作了一个注脚。罗振玉收藏有清代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的信札39通，据题跋“皆问学往复之语”，可见罗振玉收藏这批信札，也同样是看重其“皆商量学术”的内容。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撝叔、悲庵，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是清代著名的艺术家，绘画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书法为碑学的代表，篆刻则下启吴昌硕、齐白石诸家。他的艺术造诣和理论对后世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赵之谦以书画家的面目为人熟悉乐道，他的书迹信札自然珍贵。
这装裱为三册的39通信札，是赵之谦写给同一师门的密友胡培系的，时间自其二十几岁到五十岁前后，几乎贯穿了赵之谦的一生。今年5月，这三册信札并配以赵之谦致赵瞳等信札18通，编为四册，由北京雅昌二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出版，名曰《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以古籍传统的蝴蝶装形式，精细印刷，纤毫毕现地展现出原作面貌。尤为可贵的是，编者经过细致考求，识校全部札文，附以另册，以利读者检阅。
通览品读这些信札，可以发现赵之谦用于求索学术，谋求建立一番功业的心力，似乎远超他对艺术所用的心力。在第一册第二通信札中，赵之谦曾劝胡培系尽快将自己的书稿付梓，不要等待别人的帮助：“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或许也是一语成谶，此后一二百年间，赵之谦的书画篆刻作品得到了广泛认可，而他的学术主张，却少被提及。
在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因为科举考试，都要研读儒家典籍——经，而探讨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称为经学。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久而久之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在清代，官方将经学大体上分为赞成汉代儒者主张的“汉学”和推崇宋代理学的“宋学”两派。如再分，汉学中，又分作西汉今文学（主张孔子之后才有经）和东汉古文学（主张孔子之前已有经）两种。
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汉学”和“宋学”之别，学者周予同曾言其异同，大意为：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视儒家典籍为治世之说，以此建立功业；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视儒家典籍为史料之书，以此考据名物；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视儒家典籍为载道之具，以此陶冶心性理气。在经学的历史上，这些不同主张的学术派别往往势如水火而相互攻讦，而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主张，往往和其功名仕途有很大的关系。
在赵之谦的时代，当时朝廷权要同时也是文坛领袖的潘祖荫主张汉学，尤喜公羊学说（西汉今文学派推崇的学说）。潘祖荫担任国史馆总裁时，“文有宗公羊说者无不获携”。为了投潘祖荫所好，当时会试取中的进士，也有许多主张公羊学说的（详见《世载堂杂忆》）。潘祖荫是赵之谦一生最主要的提携者和资助人，可以想见，赵之谦与他应有相近的学术主张，比较偏向于今文经学。这在信札中是可以找到佐证的。
在第一册第二通信中，赵之谦明确反对作为宋学“演绎派”的心学：
数年来心学之说复起，愚者既奉为准的，死守成规；智者得以饰非拒谏，亦转相坿和，恐从此读书种子绝矣。
当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些功勋名臣，在学术上提倡宋代理学，在文学上提倡桐城派的文风。对此赵之谦也是明确反对的，在信中有这样的言辞：
台州人，虽勤学而见解多陋。此宋人讲学地，其毒深入人心，故盗贼几多而所作皆可笑。儒亦同之（第一册第五通）。
近年又有勋臣倡立理学，改赤城书院为正学……如讲格物诸家皆非，独朱氏为精确之类，以为表率（第二册第三通）。
桐城一派，所以鄙陋如斯者，坐不读书。且其师法全在“避实击虚”四字，则不能不为心学，否则处处隔碍，其所为心学，又不过借作门面，以为抵当众口地步，并不能深用功。此派盛行天下，遂多陋儒；陋儒多，天下遂多名士（第一册第二通）。
当然，喜金石善篆刻的赵之谦在信中也曾考量了“蠡”“鞠”等字的本义，但却不能以此说明他偏重古文经学，因为他说自己“余学无所得，而徒求文字，羊质虎皮，不值一噱（第一册第二通）”。与那些考据文字，崇尚古籍文献的古文学派不同，赵之谦特别注重学问的实用。比如，当得知通信对象胡培系将为地理之学，他就特别提醒：
顾亭林诸公，其于地理，实实须足迹所到，指画口讲，故可贵重。若足不出户，而日取古人图籍求剑索骥，亦何足用（第三册第五通）。
在这通信中，他还举了明初守卫绍兴城和当时守卫绍兴城的不同地理形势，来表明因时而变的治学态度。
当然，尽管赵之谦的学术思想倾向于今文经学，但他也并非是囿于门户，党同伐异的固陋之士。同样还是在这批信札中，可以看到他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态度，摈弃了门派之见。
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诸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虚乌有之性命（第三册第三通）。
未见《说文》部首，便骂宋人不识字，一肚皮八比本领，便推大作家，东西南北，所在多有。平心而论，向者姚鼐、方东树一流，其出不为无因，未必丧心病狂至此极也（第二册第八通）。
此外从第一册第二通信中还可看出，赵之谦所反对的并非是宋代学者的主张，而是后来所谓的继承宋学者的流弊：
总以笃信程朱四字为圣贤招牌，沿街叫卖。实不料宋儒造何冤孽，竟为若辈趋奉卖弄出多少丑态。
在清代的乾嘉时期，学者江藩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十卷，对当时所见的学者及其学术主张进行总结、表彰与评价。正是基于以上信札中所表露出来的学术思想，赵之谦试图编纂一本《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目前存残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期弘扬他所主张的学术正脉：
幸有后死者，此记不可不续，续则求兄助我，并多助我。此事关系二千余年气脉，不可不急（第一册第二通）。
因此，这批信札大量的内容，为搜求书籍、探问耆旧，以为编书做准备，耗费了赵之谦大量的精力。
除此之外，赵之谦也在努力寻找机会，希望有机会主理地方政务，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比如他曾入京考进士不第，但却并未马上离京，而是希望得到拣发任官的机会：
现拟少留为拣发计，闻人言，此事全恃钻营，又际其难。姑以气数冀之，倘值兵荒省分（份），则人弃我取，亦无不可（第二册第七通）。
赵之谦欲任县令，胡培系担心他会像乾隆年间的武亿——嗜好金石学术，任县令时将儒家经术用于现实治理，却因触怒权贵而革职。对此，赵之谦回应说：
前兄谓弟作县令，又是一武虚谷（武亿字虚谷——作者注），弟不谓然，以近年颇能受委曲（第三册第十三通）。
即使狂傲如赵之谦，如果能有主政一县的机会，他也愿意受“委曲”。关于赵之谦的狂傲不恭，《清稗类钞》中曾有记载，可窥一斑：他某年客居黄岩县署，见当地书院试卷文中，有一人将繁体的“奮”字下面的田写作臼，屡戒不改，便在卷端写了一首诗讽刺：“奮到黄岩亦怪哉，将田换个臼拿回。岂从佃父收租后，或是工人舂米来。送舅须防男变脸，养兒防是鬼成胎。畜生下体虽无恙，日久终须要凿开。”
周予同先生曾认为，今文学派的流弊是狂妄，这在赵之谦的信札中同样有所体现。在赵之谦50岁以后，他的言辞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官场传派近年愈奇，大约狗之一物，尚不足以讨好，非龟不可。又不可以穷龟，穷则虽龟亦不中用也（第四册第十七通）。
通过《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带来的信息，赵之谦的所爱所憎，所轻所重，更全面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从这些信札中，或许可以得到赵之谦“欲以其治经之学，通于治印”的结论（黄宾虹跋《吴让之印存》），以论证他敢于打破浙派积习，兼收并蓄两家之长的艺术实践。不过，这些信札所反映的赵之谦，或许更接近那个“盛夏辄裸衣坐海王村书画肆，挥扇纵谈”的狂士形象，他活生生地立于人们眼前。
（作者：殷燕召，系本报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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