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创”助力数字文化建设

    【创意港】   

    近期以来，一个以“新文创”为主题的数字化文化发展升级战略引起了文化产业界的热议。什么是“新文创”？它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前，中国文化产业正在发生规模空前且意义重大的革命性变迁，腾讯公司副总裁程武提出的“新文创”战略，似乎预示着文化产业正经历着新形势、新生态、新体系、新问题、新目标、新战略的多重变化。

    第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从将近10年的高速发展中逐渐趋稳，进入一个平台期，并且出现了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由于数字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数字创意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浮出水面，我国文化产业已经明显跃入了一个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先导的全新发展阶段。几乎与此同步，从“泛娱乐”战略升级为“新文创”战略，正在实现从科技到科技与文化融合的华丽转身。我国文化产业正处在一个以新技术为基础、以新业态为引领、需要以新理念和新政策加以推动的新阶段，从“泛娱乐”到“新文创”战略的发展，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实施战略升级的一个缩影。

    第二，“新文创”战略的提出是我国文化发展生态环境深刻变化的反映。近年来，由于文化产业的结构性变化，我国文化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在形成两大文化服务体系：一个是由政府主导的、以广电等传统媒体为主要载体、以在地硬件设施为主要形式的传统文化服务体系；另一个是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以新兴媒体为主要载体的、以在线内容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文化服务体系。这两大体系相互配套、相互支撑、日益融合，形成了支撑我国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全新的生态环境。一些社交媒体性质的公司迅速崛起，标志着中国“大众文化参与”时代的真正到来，从根本上反映了我国文化发展生态环境的全新变化，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从“创意经济”时代向“创意生态”时代的转型。这些企业作为我国现代文化发展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成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第三，“新文创”战略使市场重新认识当代文化生产体系。在最近10年中，我国也开始出现基于数字和网络技术的、以前不曾想象的文化生产系统：这个系统颠覆了传统文化产业“线性的”再生产特征，代之以网络化、智能化、云服务等崭新功能。在这个全新的系统中，价值链被全面重组，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融合，专业化生产者（PGC）和非专业化生产者（UGC）相互合作，科学和艺术跨界融合，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普遍互渗，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势，为世界所瞩目。程武对于“新文创”战略做了这样一个定义：“一种更加系统的发展思维：通过更广泛的主体连接，推动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从而实现更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与IP构建。”在已经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履约报告——“2018全球报告”中，也将“文化价值链出现‘深度重组’，‘由管道模式转向网络模式’”，以及“数字环境下文化价值链的重组者‘平台公司’的出现”作为在全球范围内落实文化多样性政策的最大变数。对于这样一个全新的生产体系，“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概括。

    第四，“新文创”战略的难点是如何使文化价值为产业价值赋能。“新文创”战略的出台将启动“泛娱乐”战略的升级和迭代，迭代的方向就是创意生态的“上游化”，从消费端平台走向生产端平台，进而拉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全面整合，支撑数字学术和数字人文的全面提升。

    从本质上说，数字和互联网技术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一种“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入任何人类文化成果，并参与文化表达”的理想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可能，而这就是互联网“核心人文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然而现实的确还不能令人满意：数字技术已经普遍赋权，因而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化内容的创造者从小规模专业作者向大规模业余作者迁移的局面。但是无论是文化遗产的管理还是人文和历史的研究，仍然局限在人们迄今为止比较熟悉的、传统的和相对小众的专业化人群。问题的关键是，相比较由于掌握了“数字读写”技能而开始大规模进入内容创造领域的非专业人群而言，传统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进程明显滞后，使得新一代内容生产者在创意爆发之际难以获得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公众科学的滋养和“赋能”。这是以往从未了解的新事物，从世界各国来看，有针对性的和有效的文化政策创新也还没有出现。如果说“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的互相赋能”是对当代文化生产体系的最好概括的话，文化价值对产业价值的赋能还是弱项。

    第五，走向全面构建“数字文化生态圈”。当代文化产业发展正在趋向于建立数字资源整合——数字人文创意——数字生产与传播——数字消费与展示多环节一体化的“数字文化生态圈”系统。现在的重点和难点是“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与“数字人文创意”两个基本环节，具体说，就是如何全面推动国家文化遗产数字化，如何建立国家文化大数据云服务平台，向在互联网中大规模涌现的非专业“创意者”进行文化资源的滋养和赋能。应该承认，目前文物部门和专业研究与教学机构所置身的知识环境是500年纸媒造就的，尚未真正进入“数字文化生态圈”。从这一背景来看，如果未来要走向全面构建“数字文化生态圈”，将为千百万非专业的“创意者”搭建方便接入国家文化遗产宝库的桥梁。

    “泛娱乐”战略的成功之处是基本完成了数字化内容产品的制作、传播、消费的市场化布局，但是总体上说还是在产品传播和消费创新这样的市场化后端发力，而尚未进入“数字人文”的前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创”战略提出的意图就是要完善“人文数字化”的前端，以期最终全面构建“数字文化生态圈”。

    近年来，“数字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数字人文”成为全球性热门话题。在大数据和云服务技术的驱动下，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正在和大学与研究机构联合起来，推动数字化、素材化和智能化，向知识服务机构转型，形成全新的文化创意生态圈，并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化。可以预见，今后几年我们将见证已经占据生活空间和改变了文化消费习惯的全球性媒体巨头与文化资源的传统守护者——公共文化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的全面融合。这是自500年前古登堡印刷技术诞生以来最大的人类文明的跃迁。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文创”战略的带领下，新一轮文明跃迁的弄潮者将为开辟“数字文化中国”的全新局面发挥主导作用。

    （作者：张晓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