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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26日 星期六

    推进京剧丑行的传承和发展

    作者:傅谨 《光明日报》( 2018年05月26日 12版)

        京剧《春草闯堂》剧照 春来摄

        【文艺观潮】

        国家京剧院从今年开始,将用五年时间陆续推出京剧各不同行当的经典剧目展演。由于这一举措对京剧传承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消息一经披露,就在业内引起不小反响。更令人欣喜的是这一计划以丑行开局,从今年5月到12月,国家京剧院将陆续推出52场丑行经典剧目展演。这可能是京剧丑行剧目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演出,而它的价值绝不止于其规模究竟有多庞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展演对丑行表演艺术,将产生整体性推进的积极作用。

        戏曲形成于两宋之交,角色制的出现是其演出形态成熟的重要标志,生旦净末丑这五大行当,决定了戏曲表演近千年来的基本格局。因此,从戏曲诞生时起,丑行就是戏曲表演领域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戏曲的丑行表演有悠久的历史,如果仅就丑行表演所追求的喜剧性效果而言,它的前驱甚至可以追溯至先秦的优伶。著名戏曲史家王国维和任二北都曾经编撰《优语录》,其中就汇聚了大量先秦以来宫廷优伶借滑稽调笑讽谏帝王和诸侯的故事,说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滑稽调笑的表演艺术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汉代从宫廷到民间的戏弄演出,同样包含大量滑稽调笑的表演活动,虽然社会各阶层所欣赏的大量戏弄表演并不完全是喜剧性的,但它们为后世戏曲丑行表演艺术手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所以,戏曲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丑行,并不是偶然的。

        在各民族成熟戏剧中,悲剧和喜剧虽有截然相反的美学特质,却同样有其思想力量与欣赏价值,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各时期涌现出无数戏剧经典作品,其中喜剧从未缺席,而丑行演员正是戏曲中喜剧表达最主要和最关键的承载群体。各民族的喜剧类型丰富多彩,既有尖锐的讽刺,有冷峻的幽默,还有夸张的戏谑。这些不同的喜剧形态在戏曲中几乎无所不在,从昆曲里的副净、京剧和各地方剧种里的武丑到民间“二小戏”里必备的丑角,中国的喜剧有着最为宽阔的光谱。从思想情感和内容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中华民族超越日常生活的乐天性格的投射;从戏剧表演形制的角度看,各剧种的戏曲表演团体内不仅均有丑角一席之地,而且丑行在戏班里还拥有特殊地位。因此,丑行既是戏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其独特的审美意味。丑行作为一个群体在戏曲史上的贡献,决不输于其他任何戏曲行当,川剧和高甲戏的丑行一直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新时期以来创作演出的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和《膏药章》、扬剧《皮九辣子》、豫剧《七品芝麻官》等,也都闪耀着时代光芒。

        京剧的丑行艺术,无论文丑还是武丑,都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同光十三绝”年代刘赶三、杨鸣玉等著名丑行表演艺术家的已经不易追慕其风采,至少萧长华为代表的文丑、叶盛章为代表的武丑艺术,都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表演艺术最高水平的,而且,这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到20世纪中叶依然相对完好地得到了传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晚近以来,京剧丑行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传承发展在整体上的状况并不乐观。正由于丑行人才凋零的现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因此才有近几年多个专门为丑行培养后继人才的项目。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些源于多方面的扶持,还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力度也还不够。京剧作为戏曲中最具影响力的大剧种,各大行当的传承都非常重要,但是不同行当的传承状况并不完全相同,相较于生旦,丑和净这两大行当正因其容易被忽视,所以更具传承的迫切性。如何更好、更有效地传承京剧丑行艺术,决非小事。

        京剧在晚清只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并迅速成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大剧种,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京剧剧目的丰富性与表演的精致化。所谓表演的精致化,靠的不是一两个行当的优秀演员,而是由于生、旦、净、丑等行当均涌现出一批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优秀演员,他们通过艰辛的努力,让这些相互支撑的重要行当的表演艺术水平,都不同程度地达到了超越其他多数剧种的高度,因而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所谓剧目的丰富性,主要不是因为有大量新剧目创作,而是由于京剧全面继承了昆曲、汉调、徽戏和梆子等成熟剧种大量经过时间和观众检验的经典剧目,同时也从民间小戏中汲取部分小型剧节目,并且通过表演艺术家的创造性表现,使这些剧目的舞台魅力远远超越其本源。所以,京剧的辉煌既是基于众多优秀剧目,同时更基于各行当的演员对这些经典剧目高水平的演绎。没有经典的高水平传承就谈不上京剧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而高水平传承的关键因素,当然就是拥有一代又一代高水平的演员。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丑行当下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演出剧目稀少与表演水平滑坡,是制约京剧丑行发展的两大原因,而透过这一表象,还有更深层的渊源。

        历史地看,京剧丑行的剧目非常丰富,不仅几乎所有大戏里都有丑,以丑为主角的折子戏也并不鲜见。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有相当一批丑行的剧目,因为其内容受质疑(比如认为其“丑化劳动人民”等等)而一直绝迹舞台;也有部分剧目,原本具有浓厚的喜剧因素,却被指为“格调不高”而受到冷遇。尽管改革开放之初有一批优秀的丑行戏重新回到舞台,然而这一良好的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京剧界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优秀的新的喜剧作品出现了,甚至一些优秀的丑行演员也不得不改为创作演出正剧,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高尚的主题。尽管戏曲界很少有人正面否认喜剧的价值,但是创作演出中没有为喜剧的成长创造好的环境,却是无可否认的现实。这种美学取向当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它显然不利于丑行的传承与发展。

        而丑行表演训练水平的下降,和这一倾向之间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戏曲表演水平的提升,既需要艰苦的训练,同样还需要舞台演出的历练,喜剧表演尤其如此。如果说其他行当的演出,基本功的训练是最关键的环节,那么,一个优秀的喜剧演员的成长,不仅需要天资、需要苦练,还离不开在大量演出中与舞台下的观众的即时互动的经验积累。优秀的戏曲丑行(至少是文丑)演员,都能通过现场“抓哏”产生强烈的剧场效果,而这样的随机应变能力,既是练排场里学不会的,也是师傅无法教的,只能在演出实践中形成并提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丑行比起其他行当的演员,更需要在演出实践中提高水平与能力。可惜的是,由于当下的演出与创作环境没有为喜剧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丑行演员所获得的演出机会也就相对较少。各类会演中更是很少看到丑行为主的节目,而在近年各电视台推出的不少喜剧类栏目里,也很少有编导意识到京剧丑行过人的喜剧表演才华。这一现象不加以改变,优秀的丑行表演人才就很难脱颖而出,丑行的发展就会一直受到制约。

        因此,京剧丑行艺术的传承并不容易,它需要允许喜剧成长和鼓励喜剧发展的宽松的环境,更需要戏曲界和社会上为丑行演员多提供难得的实践机会。国家京剧院的展演计划恰好是解决这两大瓶颈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在计划中的这52场演出,应该能让上百出优秀的丑行传统剧目、尤其是经典折子戏呈现在京剧舞台上。在我看来,这次展演不仅是有助于丑行优秀剧目的传承,更是丑行演员成长极好的平台。而且,国家京剧院在戏曲界所处的龙头地位,决定了这次展演还可能对全国各地的戏曲院团产生示范作用,而且它有可能重新激活观众对戏曲丑行表演艺术的兴趣,更有助于丑行重新回到它在戏曲领域、以及在中国艺术整体中应有的重要位置。

        (作者:傅谨,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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