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翻开时代新页

    【光明说法】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时期，定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是一种历史独创。此次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不仅在立法理念上闪耀着人民司法与群众路线的光芒，而且在立法技术上立足中国大地，谱写了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时代新篇章。

    首先，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开创与定型，贯彻了司法的“人民性”与党的群众路线，在世界陪审制度史上独树一帜。

    我国清朝末年引进类似英美陪审团的陪审制，民国时期实行参审陪审（员）并列制，都因战争动荡、政权更替等，或为弃案，或欠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创了“人民陪审”的理念和制度。1932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较早规定了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陪审，1944年的《苏中区处理诉讼案件暂行办法》较早出现了“人民陪审”“人民陪审制”的表述和规定，1949年的《旅大市高等法院关于建立人民陪审制（草案）》较早出现了“人民陪审员”的表述和规定。中央苏区时期的熊先壁案由何叔衡等人担任过陪审员，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黄克功枪杀案、吉思恭汉奸案等由陕北工学的学员以及成仿吾、莫文骅等人担任过陪审员，“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始人马锡五也强调要“健全陪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的《中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暂行大纲（草案）》规定了“人民陪审制”。1954年宪法第一次以宪法条文的形式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它与同年次日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人民陪审员”制度，都秉承了司法的“人民性”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定型。

    其次，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与试点，借鉴融合了英美法系“陪审团”制与大陆法系“参审员”制，形成了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几经起伏。1982年宪法删除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条文，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以及后来的三大诉讼法将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强制性适用”变成了“选择性适用”，直到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才第一次有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专门立法，迎来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复苏。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顶层设计的方式，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做出重要部署。2015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在10个省份选择50个法院开展为期两年的改革试点的授权决定。201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试点期限延长一年。2018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人民陪审员法。

    人民陪审员法的出台，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中国特色已经完全形成。具体表现在：（1）“人民”二字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正如《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所明确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在人民司法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人民”二字不仅反映了中国特色陪审制度的人民性，而且秉承了党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发展理念。（2）“陪审员”既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又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参审员”。人民陪审员法新规定的7人制“大合议庭”，虽然类似于英美法系“陪审团”只审理事实问题，但不同于其以“团”的集体名义只裁决事实，与“法官只适用法律”构成对审判权的“分割”。4名人民陪审员仍然以“员”的个人名义只审理事实，与“法官既审理事实又适用法律”形成对审判活动的“分工”。人民陪审员法保留规定的3人制“小合议庭”，虽然类似于大陆法系“参审员”与职业法官的“同等权利”，但不同于其多为“专家”的参审员，人民陪审员多为一般群众，体现出较强的人民性和群众代表性。（3）其他规定亦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国特色。比如，人民陪审员“任期为五年，一般不得连任”的任命制，不同于除德国以外绝大多数国家“一案一选任”的随机海选制，但又规定了人民陪审员选拟、抽选、抽取的“三个随机”等。

    最后，人民陪审员法的审议与出台，兼顾了政治性、司法性和科学性，引领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时代新发展。

    人民陪审员法第一次以“法”的名义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法用32个条文，对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选任程序、陪审案件范围，以及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考核管理培训及履职保障等，做出了全面科学的规定，兼顾了政治的民主性与司法的可操作性。比如，7人制“大合议庭”中的4名人民陪审员只审理事实问题，不仅有利于发挥其知社情、懂民意、接地气的优势，避免其对法律适用不熟悉、不专业而造成的对法官的依赖、顺从心理，而且在“票决”上构成了对法官的制约。这种大合议庭的人数构成，与德国“1（法官）+2（参审员）”的3人制参审庭实行2票通过的“简单多数决”，以及“3（法官）+2（参审员）”的5人制参审庭实行4票通过的“绝大多数决”，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比如，设置每名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审案件的“数量上限”，以防“驻庭陪审员”“编外法官”等，以及对“会同”选任的机关排序进行了“颠倒式”的调整，规定“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不仅突出了司法行政机关的主体责任，而且体现了人民陪审员“选用分离”的“第三方意识”。

    人民陪审员法翻开了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崭新一页，将为在人民司法工作中更好坚持群众路线、扩大司法领域人民民主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唐东楚，系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