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编纂《周礼》者究竟何人

    【著书者说】        

    我撰写《<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一书的原因，乃缘于2011年间读了杨天宇先生所著《郑玄三礼注研究》一书，内引彭林先生在《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一书中关于《周礼》成书年代问题的六种说法，即：周公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周秦之际说、汉初说。两千多年来，有关这一学术问题的考证，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引起我强烈的研究兴趣。

    《周礼》一书原名《周官》，实际上是一本缕述周代职官制度的专书，可惜持上述“六说”诸家，在该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上，大都莫能从《周礼》的“六官”职官制度入手上下求索，因而偏离该书主旨，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有鉴于此，首先，我确立了以“六卿”官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史的整体观念。从《尚书·舜典》中帝舜所置二十二名官员中，首六位主官司空、司徒、后稷、士、工、宗即所谓“六事之人”，到《尚书·甘誓》夏启时代的“六卿”，因而商代才有卿士（冢宰）、卿事寮、工、宗诸官。而西周对夏、商二代的官制是有所继承的，所以周公立政任官，《尚书．周官篇》中设立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官制，显然是在夏、商二代官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张亚初、刘雨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一书可资佐证。而《周官》也即《周礼》一书的“六官”体系，我认为正是承袭《尚书·周官篇》的“六卿”官制，连书名也是直接袭用其名的。应该说，此书显然并非出自西周时期周公之手，但肯定与周公立政任官的思想及《尚书·周官篇》中的“六卿”制度有关。此其一。

    其二，我认为主持编纂《周官》也即《周礼》一书的人，必定在血缘上出自姬姓系统，同时必抱持“尊周”“尊王”之心。因为《周官》一书既然姓“周”，在书的正名上，其与《周易》《周书》《周诗·周颂》及《周礼经》等经典一样，必定出自于姬周系统。所以，在研究《周礼》成书于何国何人之手的问题上，务必要明了周礼“亲亲”之义。因此，非姬姓的基本可以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周礼》的“六官”除冬官之外，其他“五官”之前，开宗明义书写“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等字样，显示《周礼》一书反复强调“尊周”“尊王”，此乃本书的主旨所在。

    其三，主持编纂《周礼》一书者，必定是尊儒重礼的人。因为此书的主要内容，显示“六官”各自统领所属官员，等级有差，尊卑有别，逐层负责，秩序分明，这正是自古以来“礼”的主要特征和儒家礼治思想的精髓所在，这是治礼学者起码的认知。所以《周礼》绝对是一本儒家著作，但并不废“法”。内中礼乐、刑法并重，既有“春官大宗伯”统领庞大的礼官、乐官队伍，又有“秋官大司寇”司法。这是因为儒家历来主张“礼、乐、政、刑”四者并施，以礼乐为主，刑法为辅，并不偏废。可见儒家思想有涵盖、包容的一面。但是，绝不能因《周礼》的内容含有司法的成分而目其为法家的书，这是需要明了的。

    其四，从《周礼》一书的内容及体例看来，这是一本体现一代霸主企图统一天下的官书。修纂这样一本涉及政治、经济、礼乐文化、军事、司法、修造工艺等内容的综合性职官制度的书，它必定属于国家行为，需要组织并动用大量各方面的专才。所以，它绝不是出自诸如齐国某一位法家人物的著作。

    因此，主持编纂《周礼》一书的人，必须符合上述各种条件。而环顾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国各种人物，我认为只有魏文侯一人具备所有必要的条件：他是文王之子毕公高之后，在血缘上属姬周系统。而魏于战国初期实力最强，其时文侯果断挥师西渡黄河，占领秦七百里西河地；继之北伐中山，南败荆楚，东伐田齐，献俘于周王室。他既是战国初年的一代霸主，同时又有“尊周”“尊王”之心。而且魏文侯尊儒好礼，拜孔子门人子夏为师。子夏讲学西河，其时魏国宰相李悝、大将吴起、客卿田子芳、段干木、学者公羊高、谷梁赤等人，也都拜子夏为师，形成了儒门的“西河学派”，这是魏文侯赖以修纂《周礼》和整理大量儒家经典的基本力量。其后于西晋太康年间在河南汲郡发掘魏文侯第五代裔孙魏安僖王的墓藏，出土了数十车战国竹书。其中包括像传世的《周礼》一样，许多都是以“周”字冠名的儒家经典文献，如《周易》《周书》《周食田法》和《周穆王传》等，这是有力的证据，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同时，《周礼·夏官·职方氏》中“并州”首次出现于九州之中。经我考证，并州的建置，与魏文侯当年应赵烈侯的请求北伐鲜虞中山有关。因为其后魏文侯尽有今河北境内的中山国地，包括唐县、曲阳、定州、灵寿、正定、石家庄、定县乃至保定一带，连同赵烈侯送给他的山西境内原智伯之地，包括太原一带，合并为一州，故命名“并州”。《周礼·夏官·职方氏》说：“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地望正与魏文侯所拥有的中山国地和原智伯之地相合。魏文侯尽取中山国地和原智伯之地，时在公元前406年左右。此时已是魏文侯的晚年，其文治武功皆已称盛，因此在他的主持下，由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修纂了《周礼》一书，将“并州”一名也置于《夏官·职方氏》之中。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所以我推断《周礼》成书于魏文侯在位的最后十年，即公元前406至前397年。这是我的最后结论。

    《汉书·艺文志》中有一条材料说：“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

    这条材料因孝文时后面的两个“其”字而语焉不清，有关窦公的岁数也令古今许多学者争论不已。这一问题也使我颇为困扰。但刘师培先生在《汉代古文学辨诬》一文中，窥透班氏撰写此条之真意，即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所以汉代古文《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与他有关。因而他撇开备受争议的窦公岁数问题，直言“汉文帝时窦公献魏乐章，此即魏文侯时的乐章，与《周官》大司乐相吻合”。而徐复观先生《<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一文中，则在窦公其人的问题上，有较为合理的解释。所以，我采信刘、徐两位的看法，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言，可作为魏文侯与《周礼》一书有关系的佐证。

    （作者：郭伟川，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礼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