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述评】
4月19日，西柏坡、李家庄。
这一天，这里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聚在一起，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
70年前，在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里，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号召，在南方的民主人士纷纷从繁华的上海、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湾北上。周恩来亲自部署，潘汉年、方方、连贯、夏衍等人周密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的眼线，成功护送一批又一批民主人士一路向北。
北上途中，民主人士豪情满怀，逸兴横飞。诗人柳亚子启程前感慨万分，提笔赋诗：“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叶圣陶在日记中用“涓泉归海”表达激动心情，称此番盛世“生平罕见”。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70年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又一次来到西柏坡，因为西柏坡是中共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五一口号”从这里发出震彻寰宇的声音。李家庄则是中央统战部旧址，“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共中央在此接待了大批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畅想光明前景，留下很多佳话。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指出：“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总书记强调的这份“初心”，其实，源自70年前历史的一次“号召”。
历史的选择
凡属过往，皆为序章。
对中国来说，1948年，是一个孕育着无限希望的年份。一个独立、统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犹如朝阳，即将喷薄。
中国向何处去？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蒋介石的专制独裁统治行将被推翻；另一方面，共产党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而提上议事日程。
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时，民主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些中间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介绍，“五一口号”充分体现了当时的政治认同、政治情感、政治价值等。“五一口号”提出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政治主张，是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
口号一经提出，得到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致公党、台盟、民进、民盟、农工党、民革、民建、九三学社、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他们辗转奔赴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共同畅想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
这“一发布”与“一响应”，谱写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成为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它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进入了崭新的时代；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初步奠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参政党教研室主任王小鸿说。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不管国民党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这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多党合作一开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选择。“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本质区别，也是多党合作坚持正确方向、发挥制度效能、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张献生说。
194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国人的民主意识亦勃然而起。呼吁建立联合政府，以民主建国为目标的运动风起云涌。建立民主与和平的新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构筑新中国的宏伟大厦和未来建设中，还需不需要统一战线？要不要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继续合作？以什么形式和格局进行合作？无论在当时中共党内，还是在一些民主人士心中并不完全清楚。
“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际上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并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国家政权、参加政治协商作为多党合作的两个重要方面。”张献生分析。
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我们一致认定，这一解决国是主张，正是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特通电响应，并先后进入解放区，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
5天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沈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
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民主党派是真心诚意地拥护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国家事务，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主任田改伟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具有共同的牢固的政治基础，正是这些共同的政治准则，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选择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用5个“源自”概括协商民主在我国的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和制度基础。这一“实践基础”，就包含着新中国成立前，以“五一口号”的发布和新政协的召开为标志的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实践。
1948年，“五一口号”的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时，他亲笔将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一修改，绘制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中国政治发展蓝图。
“循着这个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筹备召开了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了新中国，协商建国成为中国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的一个光辉典范。”张献生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真正体现多党合作、具有人民性的政治协商正式形成。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此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多党合作的重要机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仍然继续存在，形成了我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辅相成的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实现形式，成为中国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
“人民政协不同于西方议会的下议院或众议院，它不是一个权力机构，但是发挥着重要的交流、合作共事和监督的职能，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田改伟表示。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就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加强政协民主监督作用出台专门文件，并将政协制度上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党派人士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说，“可以预见，今后无论从协商的领域和内容，还是协商的程序和机制保障上，政协工作都将有较大程度的提升和更为广阔的前景。”
其实，每一项政治制度也都如此，基牢方可高耸，根深才能叶茂。今天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已经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有效途径，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民主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人民利益维护等方面发挥制度效能，显示蓬勃生机。
在党的十九大把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新时代重大任务的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就是要纪念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就是要纪念这种精神指引下的制度带来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是要纪念70年来展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机活力。
“追根索源，还在于‘五一口号’开创的政治协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壤中结出了丰硕果实。”张献生表示。
英国19世纪思想家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说，一国人民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绝不是故意的目的的产物。如果符合民族的感情和性格，通常是持久的。
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选择
今年全国两会过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由主席、副主席带队，陆续分赴浙江、江苏、四川、云南、安徽、甘肃、重庆、上海、青海、西藏等地，围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主题展开调研。
深入扎实的调研，凝聚成佳策良谋，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修订，到《快递条例》的制定，再到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慈善法的诞生，涉及社会法治、公共服务每一部法律出台、条文变动的背后，都能看到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身影，都凝聚着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智慧与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之所以说“伟大政治创造”，其实是相较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的政党关系有着独特的优势。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周淑真用四个“突破”来描述——突破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传统政党类型，创立了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形式，各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不是“相竞相轧”，而是“相增相长”；突破了以执政为目的、以竞争为手段的政党政治模式，创立了在多党合作基础上的复合形式、立体结构的关系格局；突破了以议会党团为中心的政治参与方式，创立了一种执政与参政有机结合、领导与合作内在统一的政党执政参政方式；突破了以选举为唯一形式的民主政治，创立了一种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拥有适合本国国情的政党制度极端重要，在国际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政治制度上的大起大落最终导致了苏联和苏共的剧变。苏联解体后，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在政治上因照搬西方多党制而陷入寡头政治。1996年，戈尔巴乔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没有实行中国那样的多党合作制，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这其中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
“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显优势而独特，经风雨而弥坚，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70年前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红色基因，奠定了坚实基础。”张献生说。
革命先辈的共同智慧，为我们留下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伟大创造，它植根于中国文化，锻造于政治实践，呈现了制度优势，是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路径。
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就是要纪念70年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并肩，致力于建设更强大的新中国的精诚团结；就是要纪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创造奇迹的伟大实践；就是要纪念中国人民在政治文化、政党制度上的伟大创造。
丹心幸无愧，青史重壮怀。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跨越式发展，伴随着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赢得世界瞩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2013年，比尔·盖茨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盛赞中国民生的进步。他说：“短短30年，中国在民生领域、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也表示：“如果阿富汗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一定会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因为它行动高效，决策果断，以结果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为所有人带来积极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呵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上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在呈现多样化诉求的同时，防止社会撕裂，在维护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多方意见、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最终汲取各方智慧，形成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植根于我国土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选择。
（本报记者 邓凯 俞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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