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记录历史

    1983年，作家周健明的《柳林前传》出版。30多年后，《柳林前传》再版，并与《柳林后传》共同组成《柳林传》。

    《柳林前传》刚成书时，农村的经济改革刚刚萌动，书中的乡办企业柳林综合厂、股份制的柳林代收店等尚属新生事物。当年，我在评论《柳林前传》时，提出过“双重清醒”：“一重是对‘金本位’造成人的异化的警惕，这一条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另一重，则是对‘金本位’的批判中，可能造成‘权本位’的返潮，倒退到‘人的依附性’上面，这条，却是乡土文学中尚未意识到多少的……”《柳林后传》进一步加大了这“双重的清醒”。“下桩宴”一章，厂长刘斌苦心钻营，以孔方兄开路，表面是让县工业局接管厂子，冠冕堂皇“落实政策”，实际是“避险”。这一章，无论从场面描写，心理描写，还是对人物关系、金钱关系的揭露，都丝丝入扣，同时更显示了作者“双重的清醒”。代收店则有着不同的遭遇。代收店办得红红火火，为农产品打开了销路，盘活了农村经济，“上面”却派来了工作组，要查封、取缔这个代收店。工作组长气壮如牛，称这个代收店“干扰了国营企业，破坏了经济管理条例”，强行贴上封条。从“下桩宴”到封代收店，两桩事件的对比，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作者可谓用心良苦。读到这里，我思索了很久，毕竟，形象可以告诉人们很多、很多，美学上有“立象已尽意”之说，也就是讲，形象是说不尽、道不完的，要剖析形象及背后的一切，思维甚至都为之苍白。好在这20多年的历史为这些形象做出来很多具体、鲜明的注释。

    诚然，乡村也在变化，如《前传》中颇具有典型意义的冷满爹、凹花生、朱冬生，在改革中变了，《后传》中更是承包了别人不敢承包，看上去没收益的荒洲、池塘，动手改造，投下鱼苗鳖种，一举成了万元户。《柳林后传》第一章中，惠兰执意去喂湖鸭，而碧波荡漾中，湖鸭们戏水，扑打，又是一幅怎样鲜活、生动的乡村生活情景。这还在其次，年轻人的生活，谈情说爱、嬉戏嬲打，抑或含而不露、欲言又止——如惠兰明明走到心爱的人的身边，却又胆怯了，换上了另一句：“我从这里路过，采几朵野花……”将情感波澜掩盖。读到此，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这种情感的含蓄、升华，无疑更是一种美。然而，《后传》无疑也是一曲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挽歌。进入第二章，县城那种进步与落后的交错，那种鱼龙混杂，已开始让人喘不过气来。下面的章节更是如此。莫非，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这么些年，我们付出了生态环境的代价，道德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这代价是否太大了？在《后传》中，已经有了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有了相应的情节与场景，不失为一大亮点。不过当时，作者不可能就此深化下去，小说的主题也不在于此。

    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会体现出“现实主义的胜利”，为我们揭示出历史的进程，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或者章太炎所说的“俱分进化”。科学技术与道德文化的进步，未必是同步的，亦可能一进一退，科学的发展甚至会造成道德沦丧、自然环境的破坏。从《柳林后传》，回溯到《前传》，再往前，则是《湖边》，还有其父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同样是农村，愈往前追溯，父子二人笔下的农村愈是清秀、明丽。

    当年的评论言犹在耳：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到周健明的《柳林》系列，无疑表现了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封建宗法关系的批判与对普遍异化的警惕——与严峻的现实之间充满悲剧性的冲突，表现出一种温厚的、历史的而不只是拘于道德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于人的尊严、审美情趣以及自然生态的向往，从而有力地揭露了历史与现实中的假、丑、恶以及可悲的人的依附，还有物化的种种负面现象。

    近几年，现实题材的乡村小说创作，似乎远不及纪实作品丰富，以梁鸿《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纪实作品引起的反响迄今仍在发酵。在这些纪实作品的参照下，人们自然会关心，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是怎样的？当时发展的大趋势如何，有怎样的隐患与欠缺？今天，哪些前进了，哪些倒退了，哪些坚守了，哪些放弃了，甚至哪些失去了、破坏了，一去不复返了？《柳林后传》及《柳林前传》提供了最鲜明的、也最直指人心的、形象的历史见证。

    （作者：谭元亨，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吴良生，系华南理工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