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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莽莽吕梁，矗立着山西抗战历史伟业的丰碑。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广大妇女以特有的坚韧和勇气，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坚强后盾，擎起了山西抗日救国的“半边天”，展现了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
一
“假如中国没有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抗战的爆发，一方面给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广大妇女民族解放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的双重觉醒。抗战伊始，何香凝、史良等妇女领袖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民族争生存的最后关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去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做救护慰劳工作。”（《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申报》，1937年7月24日）在民族大义面前，许多知识女性奔赴抗战前线，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和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迎来了许多城市知识女性。1940年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主任康克清指出：“华北妇女运动广泛展开的最初姿态，就曾是以妇女的参战运动表现出来的。”（康克清：《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中国妇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反映了那个弥漫着烽火硝烟的年代，广大妇女以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亲送儿子、丈夫、兄弟奔赴疆场杀敌保国，使山西成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拥军模范裴乃秀和“子弟兵母亲”陈改改的故事永远流传在太行山深处。母送子、妻送郎的扩军热潮和反对开小差的归队运动，有力地保障了抗日军队的不竭兵源。
比“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更壮烈的是女性亲自参战。1937年1月山西女兵连的成立震动了太原，这支由190多位女性组成的战斗队伍，是中共领导下的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她对于落后的旧中国、旧世界起着突破性的作用；对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着先锋的作用；对于山西，甚至对于更大范围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对旧社会压迫的妇女革命运动史上更起着创举性的作用。”（《山西女兵连〈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女兵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始终战斗在抗日第一线，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民政部“第一批著名抗战英烈名录”中八位女英烈之一的南洋归侨李林，在女兵连军政训练班期间，立下了“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在1941年日寇对晋绥边区根据地的围攻中浴血奋战，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被周恩来誉为“我们的民族英雄”；梁淑媛为革命事业丢下襁褓中的婴儿，在同反动派进行斗争时牺牲；身怀六甲的李仲英，在威逼利诱前毫不动摇，被敌人残忍地挂在树上将腹中胎儿挑出，壮烈牺牲。
当时，不论在游击区、还是在根据地，妇女都被动员武装起来。在华北，尤其是在晋察冀边区，凡15岁至45岁的妇女，大都参加了自卫队，担负起后方警戒任务。她们以剪刀、锄头、棍棒等为武器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担负着站岗、放哨、查路条、看井、拆路、除奸等工作（林朗：《晋察冀边区的妇女自卫队》，《新华日报》，1941年2月22日）；有的亲自上前线抬担架，运送枪支弹药，给作战部队以有力的帮助。在雁北曾经有过妇女锄奸小组捉住了汉奸头目，在晋东南的壶关妇女锄奸小组曾捉到敌探。她们与广大士兵同甘共苦，经受了战地生活的千难万险，充分显示了女性高昂的爱国热情，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
二
宣传是抗日战线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领域，广大妇女发挥她们的自身特点和优势，为民族大义奔走呼喊，成为抗日宣传的生力军。位于太行深处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队成了“巾帼英豪”的培养基地，孕育了齐心、张志专、刘抗、尹清平、林英等一大批女性干部。在这里她们彻底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走向农民家里，吃莜面、睡土炕，用朴实的作风，取得群众的信任，肩负起农村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些女知识分子以共赴国难的新形象，为抗日军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坚实的后方基础。
敌后女新闻工作者“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在抗日烽火中用赤子丹心筑起了一道向敌人猛攻的新闻战线。1942年6月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华北《新华日报》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因寡不敌众而跳崖壮烈牺牲。这些女新闻工作者用朴实无华、真切翔实并且具有感染力的作品，鼓舞了军民斗志，在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镜头和一页页珍贵的史料。
以何种形式宣传、动员、组织民众投入抗战，广大妇女干部在具体实践中寻找着答案。有的进村入户，深入群众，帮老百姓推碾、做饭、抱孩子、调节家庭纠纷，用朴实的作风赢得了妇女的信任，在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进行民族抗战和个人解放的宣传；有的利用地方习惯组织起姐妹会、妈妈团、缝衣队、慰劳队、妇女会、妇女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各种妇女团体开展动员工作（康克清：《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中国妇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有的通过剧团、宣传队、音乐队等进行宣传，如活跃在晋东南的“抗大校花”文工团紧握文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有的通过响亮的口号或通俗的歌谣唤醒妇女，“妇救会，俺当班。送文件，下通知。鸡毛信，更要急。样样事情担得起，女人一样来抗日”的歌声和“送郎去当兵，妻子多光荣”的口号响彻根据地。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广大山西妇女被动员起来，纷纷走出家庭，参与抗战。一位曾在根据地参加抗战的女性在晚年的口述中回忆道：“走时鬼子刚进华北，待到回家时，抗战已胜利在望，离家时，我是作为家庭的叛逆者，一个逃婚的姑娘而走的，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抗日干部。”（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13页）
妇女的抗日宣传，唤醒了民众的士气，聚集起零散的力量。毛泽东说过：“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从小姑娘到老大娘，从女学生到农妇，从大城市的女工到穷乡僻壤的家庭妇女，她们致力于唤醒民族自觉，高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旗帜，成为与男子并驾齐驱的抗战力量，为妇女解放打开了新局面。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的新生活新气象，也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三
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广大山西妇女将个人追求与民族抗战相统一，以忧国忧民、舍小家为大家的民族气节和舍我其谁、铁肩担道义的家国情怀，将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抗战的要求和愿望付诸实际行动，成为生产建设的主力军和后勤服务的骨干力量。
“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毛泽东：《给中央妇委的一封信》，1940年2月8日）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壮丁们上了前线”，外加日寇封锁和自然灾害的威胁，根据地的妇女们便自觉地担负起后方的生产重担。妇女们不仅从事纺织、养猪养鸡、养蜂养蚕等家庭副业，而且冲破旧的世俗观念，毅然担负起过去主要由男子承担的开荒种田、植树造林、送粪施肥、锄草收割等繁重的劳动。她们瘦弱的身体迸发着无穷的力量，使“分散的农村成为有组织的工厂”，“家家户户成为军队的后勤供给加工厂”。在春耕运动中努力完成“妇女每人养一只鸡，每三个人养一头猪”的目标。在大生产运动中，女性响应号召制订生产计划，随处可见“到地里去，到场里去，抢收、抢耕。保卫我们的粮食，保卫我们的土地”的火热而紧张的场面。1941年武乡县1万余名妇女参加了“百日纺织运动”，纺花，织布，做军鞋，缝制军衣、军裤上万件，有力地保障了八路军的后勤需要。纺织英雄韩国林、生产旗帜张秋林以及左权的赵春花、石壁村的武拉弟、临南县的刘能林等劳动英雄，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她们用勤劳的双手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后方与前方、出钱与出力同等重要”的号召下，妇女不但投身生产建设、慷慨捐资，为抗战创造物质条件，而且还以女性特有的细致与温柔承担起募捐、优抗、慰劳、救护等各项战时后勤服务的工作。在根据地开展的捐银运动中，许多妇女把攒了一辈子的金银首饰捐献出来用作抗日军费；妇女们还踊跃购买救国公债支援抗战，如五台县的杨星如老太太拿出多年的积蓄，带头买了一百元的公债。妇女在苦难中还不忘接济抗属，如保德县的“三八”一碗米运动，就以实际行动书写了广大妇女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无论环境怎样残酷，敌人怎样“扫荡”，根据地妇女们都不屈不挠，化苦难为激情，一边唱着《做军鞋》，一边紧张地缝制衣服、鞋袜和被褥；不仅“所有战士的鞋袜及伤员的血衣绷带完全要经过妇女的手”（《晋察冀边区妇女群众武装》，《中国妇女》，1940年第一、二期），而且她们还承担起救护伤员的任务。平鲁县革命老妈妈林龙背着重伤员，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加以掩护；子弟兵的好母亲杨秀英在“山柴下藏肉”慰劳八路军伤员；东山沟里的“沙奶奶”姚存鱼在家中精心护理伤病员（《晋绥妇女战斗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416、436页）；在根据地涌现出多少个“子弟兵的母亲”和“伤兵之母”，背后也就有多少个动人的事迹。战火纷飞、缺吃少穿的年代，太行奶娘的事迹更是感天动地。她们用甘甜的乳汁、无私的母爱，甚至是生命呵护着八路军将士的后代。平凡的她们用不平凡的壮举，印证了革命军队与人民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书写了军民万众一心筑起铜墙铁壁、挺起民族脊梁的历史画卷。从个体到群像，从前线到后方，山西女性在战争岁月的忍辱负重和坚强抗争，既是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也是穿越时空的精神财富，是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重要精神动力。
（作者：乔新华，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会长；靳茜，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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