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陈贻焮先生

    【师友印象】

    当我忆起在北大读书的那段生活，一位位老师的音容笑貌频频浮现在眼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当是陈贻焮先生。

    陈贻焮，生于湖南新宁，祖父是前清的秀才，父亲是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受的教育，解放前在银行当文牍，解放后当中学教员。他是在祖父身边长大的。1946年，陈先生就读北大先修班，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曾任中文系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他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唐诗论丛》《杜甫评传》《王维诗选》《孟浩然诗选》《论诗杂著》等，其中，《杜甫评传》上卷获首届北大科研成果一等奖、首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成果一等奖。

    陈先生从来不端教授的架子，心性真淳，随和大方，天真快乐，似一个毫不拘谨的大男孩。他时常骑自行车去找谢冕先生，在院子外面高呼谢冕的名字，不进屋里，只是留下自己新写的诗词与其分享，然后乘兴而归。对晚辈学生，皆在姓氏前加“老”字。他称呼我“老吴”，称呼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老温”，不论学生还是同事，概莫例外。虽听着不那么习惯，却让人感到分外亲切。

    我在北大读书的那个特殊的年代，师生之间是一种特殊的关系。陈先生身材高大，魁梧强健，似一地道的东北大汉，我入学的那一年，他只有四十多岁，却过早地谢了顶，典型的“教授头型”，同学们以此开玩笑，他也不介意。陈先生虽然年龄比我长20多岁，应是前辈，却时而哥们儿一样称我“老兄”。我对中文系诸先生的称谓，在姓氏前加一个“老”字的，陈先生也是唯一的一位。许多青年教师谑称他是“大师兄”，这大概是因为他留校任教较早，职称晋升较晚的缘故。陈先生留校近二十年仍为讲师（其间二三十年未评职称），然而陈先生不以为然，完全不放在心上，一天到晚埋头读书著述，乐乐呵呵。

    1971年冬天，中文系文学专业组成一个教育小分队，到京郊密云县乡下采访，欲以一个英雄人物为原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陈先生和我皆在其中。到县招待所稍事休息，正欲乘车出大门，一位自称是北京来的干部，示意我们站一下。只见此公头发梳得溜光铮亮，手里夹支香烟，不屑一顾地问陈先生：“你们能写小说？”那神情，像文化市场的稽查员对冒充作家的江湖骗子提出质疑。陈先生很客气地问：“同志台甫？”“什么台府，密云县没有这个地方！”说罢，故作沉思状，用手抹了一把牛犊子舔了似的油头。我和陈先生相互对视，不禁哑然失笑。这，一时成了师生们谈论的笑料。“头发牛犊子舔的”，便成了那个人的代名词。陈先生在笑谈中讲了借代这种修辞方式，然后不厌其烦地举例讲解，并从兜里掏出个笔记本，写了几个句式一一说明。只是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些学员都没有太在意，倒嫌先生啰唆，先生亦不介意。过了一些年，同学们聚在一起说起此事，才真正理解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在英雄人物的家乡——密云县穆家峪公社前栗园大队，师生共住在一铺能容纳十几个人的火炕上。写字，没有桌子，只好在炕上盘腿而坐，陈先生是南方人且一米九的个头，盘不了腿，就蹲在炕上，伏在膝盖上吃力地写字。这时，不管哪个同学提出问题，他马上放下手中的笔，一遍又一遍地讲解，生怕你听不懂。我辈同学却往往浅尝辄止，心中暗暗地嫌先生没完没了地絮叨，没听完就纷纷离开了。陈先生面无一点愠色，只是摇头，独自叹息。我每每道歉，先生总是笑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记得陈先生给我讲过一则小事。“文革”期间，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全都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一天下小雨，不能下到田里干活，陈先生和中文系的另一位先生被分配到牛棚刷墙，因为都是研究唐诗的，说起孟浩然的一首诗——《过故人庄》，两人出现分歧，各持己见，争执不下。三年以后，两人一起回到北大，坐在同一教研室的对面桌。一日，那位先生突如其来地问陈先生一句：“孟浩然那首诗你现在想通没有？”“我在继续想，还没想通。”后来，陈先生和我们说：“尽管我仍不能和那位先生的观点苟同，但做学问就得有这种精神呐！”

    陈先生是人所公认的研究唐诗的大家，应是国内研究杜甫诗文记传的当代权威。我求学的年代，古典文学课开课不多，许多精髓，老师都无机会授出，而我亦为失去那么多当面求教的绝好机会而深深惋惜。时光倒退不能，常常在梦中，我又回到北大，回到未名湖畔，回到燕山脚下，回到潮白河畔的前栗园大队，回到和先生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

    （作者：吴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