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典之功臣 释字之典范

    我和杨宝忠先生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时认识的，他晚我一届。杨先生在读博士之前就致力于疑难字的考释与研究，读博士时索性就以研究疑难俗字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在王宁先生的指导下，主要针对《汉语大字典》中的疑难字撰写了《疑难字考释与研究》这篇博士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毕业后又于2011年出版了《疑难字续考》，今年再推出《疑难字三考》，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书对《汉语大字典》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解决了很多《汉语大字典》中的疑难问题，可谓《汉语大字典》的功臣！

    《疑难字三考》（下文简称《三考》）考释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中的1032个字。跟前两书相比，窃以为有如下特色：

    首先，使用的材料更为广泛。疑难字考释需要广泛占有材料，材料范围越广，意味着获得有效材料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说前两书主要还是利用字韵书和儒家文献的材料来比较互证的话，那么《三考》使用材料的范围就扩展到佛教文献了。对考释疑难俗字而言，佛教文献包括佛典原文和解释原文的音义书，其中音义书主要指《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和《可洪音义》，这些文献是汉语疑难俗字的重要来源，因此考释疑难俗字必须重视这批资料。可是要利用这批资料并不容易，最初只能靠逐一阅读，把有用的资料做成读书笔记，在电脑普及之前的学者应该都是这么做的，此可谓皓首穷经，效率很低下。电脑普及后，儒佛道文献逐步电子化，准确率也越来越高，为检索文字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从而提高了文字考释的效率。

    其次，方法更为多元娴熟。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三者有机关联。段玉裁在王念孙《广雅疏证》序中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正因为汉字的古形今形、古音今音、古义今义三方面的发展变化有规律可循，所以其中某一方面在发展变化中有变异或缺失，致使汉字的形音义出现疑难问题。这些问题通过形音义的综合系统考证，是可以解决的，进而可以总结其变异的规律。《三考》中的很多条目所揭示的疑难问题就是通过形音义的系统考证而得出的。

    最后，考释结论更为可靠。考证的结论有三个层级：确证无误，提供一种可能，完全错误。《三考》的结论绝大多数是确证无误的，有一部分属于提供了一种可能，完全错误的还没有发现。取得这样良好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得益于作者更加注重追寻疑难俗字的实际用例。字典辞书中的条目如果只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解说而没有用例，在读者看来是有缺憾的，甚至于不可靠；因为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形音义完全的字都应该记录过汉语中的词，从而就应该有实际用例（只在贮存领域中变异的字应该没有用例）。只是有的例子在文献的传承过程中被更改了，而有的例子还在某种文献之中，只是由于我们的阅读面有限，还没有发现而已。前文说过，《三考》充分利用佛经文献，不仅找到了很多疑难俗字的形音义信息，也找到了不少实际用例。其二，是运用典型材料作比较。在这里，典型材料是指音义全同的材料。

    另外，正文之前有一篇题为《〈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问题》的论文，长达71页，对二版《汉语大字典》仍存或新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清理。归纳出的十个问题涉及字头定形、注音释义、引用证据、异体处理、文献标点和体例设计等诸多方面，虽然表面上是举例性的，实则蕴含了怎样编撰字典辞书的理论思想。因此对大型字典辞书的编撰和修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体说来，杨先生在疑难俗字考释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其成果是这一领域的又一个典范。

    （作者：邓福禄，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