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诸子语选》的编纂价值

    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1911—1992）一生博览群书，在经史子集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先后完成数十部学术著述。主要著作如《清人文集别录》《周秦道论发微》《中国文献学》《说文解字约注》《郑学丛著》《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人民通史》等，都在相关领域戛戛独造，学界已有定论。而面世较晚的一部以“进德修业”为宗旨纂辑的《经传诸子语选》，学人尚鲜有论及。其实，在张先生的等身著述中，这部编著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编纂时间漫长，彰显深厚积淀

    从该书《自序》及《壮议轩日记·居湘编》可知，张舜徽先生最初拟定书名为《经子粹语》，编撰立意于青年时期（30多岁），重抄于晚年时期，是他因“尝病昔之从事选录之业者，有文选，有诗选，独无语选”的缺憾而纂辑的。他在《自序》中指出，“余治学好勤动笔，早岁读周秦诸子，尝撮录善言，别抄成帙。后又推广至于六艺经传”，“晚年衰颓日甚，犹强起写定是书，亦欲用此为温故之简本，聊以自课云尔”。其编纂成书的过程、目的都十分清楚，首先意在弥补传统选录之书中有文选、诗选而无语选的缺憾；其次是先撮录于周秦诸子，后推广至六艺经传；最后是成书过程经由青年至晚年的漫长时日，而非集中在某一时段内编成。

    早在湖南期间（20世纪40年代），张先生见到马一浮先生起草的《复性书院简章》，对马氏“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主张高度认同，但对他“复欲于书院外附设编纂馆，拟编定《群经统类》《儒林典要》《诸子会归》《通史》诸书，以明文化渊源、学术流别”的构想并不十分赞成，“以为修订通史谈何容易？即能成书，亦非恒士所易卒读。即《统类》《典要》《会归》诸编，义在提要钩玄，不厌高深幽眇，初学对之亦必望洋兴叹，废然而返。与其示之奥赜而难喻，孰若道以浅易而可循”，于是坚信自己早期撰集《经子粹语》《史传简编》二书的做法较为可取（《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457—458页）。张先生在《爱晚庐随笔》中便有《周易阐发谦德之用最为精要》《周易中理论之可取者尚多》《尚书二十八篇中之精语》《伪古文尚书可降低时代去读》《诗三百篇中可取之语》《孔子言论之精华》《孟子言论之精华》《荀子之论教论治》诸篇文字，高度肯定儒家精要之语有裨淑身饬行、治国安民的实用价值。而对周秦诸子之学，张先生从“救时之急”“致治”的角度，认为最为切要的有道论、政论两大建树。他对此用力尤多，均有专著论述。在《旧学辑存》中，有一部10多万字的《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其序中自称：“尝博考前史，深服历代大政治家之所施为，以其雄伟之气魄，毅然任天下之重，坚于自信，不以世俗毁誉动其心。”“观其有胆有识，勇于任事，皆自周秦法家书中取得政治理论以自敦厉者也。然则周秦法家之书，固历代大政治家之所从出也。”于是效法汉唐学者撮抄群言之体，成《政论类要》，内分《周秦诸子政论之总精神》《周秦诸子论法》《周秦诸子论政》三编。各编之下又分立八至十个小题以相统括。如上编有八个小题：敢于变古、勇于任事、强调学习、力戒骄满、奖励耕战、抨击空谈、反对德治、实行法治。如此“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于是周秦诸子之言治道者，精义名言，多在是矣”（《旧学辑存（下）》，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191—1192页）。这些都是他注意辑录名言警句、古为今用的具体实践，为《经传诸子语选》的最终成书奠定了基础。

选录标准明晰，注重修己治人

    撮抄群言之书，自汉代开始就已出现，虽不以“语选”标名，但已有语选之实，汉隋史志目录均有著录，只可惜都不传于后世。《经传诸子语选》分内、外两编，都是从33种经书、子书中选出来的有关正身修己、为政治人的文字，大致按照典籍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其中30种典籍为两编兼采，内编中《毛诗》《抱朴子外篇》《颜氏家训》3种为外编所无，外编中《商君书》《慎子》《尹文子》3种则为内编所无，它们都是张先生对经传诸子思想精华的认识和选择。

    张先生对经学尊崇而不盲从，在加以探索后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众所周知，经书和子书都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源泉，“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9页）。在传统思想语境下，“经”是指代表儒家思想的那些典范著作，历来具有崇高无上的地位，诸如“十三经”等，而在传统文献语境下其含义又宽泛得多，也可以是某领域内的典范著作。张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对“经”的源流做出了清晰的认定。他认为：“古之六艺，本无经名……况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如《墨经》《法经》《道德经》《水经》《山海经》《离骚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经》《针灸经》《相马经》《相手板经》之类皆是也。是经之为名，亦非儒家所得专矣。”（《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这个认识，实际上打破了经书、子书分列的目录学藩篱。基于此，在精选诸子言论时，他特意将子书的范围扩大，截止到隋代王通的《中说》，并且10种经书（含经传）之外的其他典籍均属子书范畴。这种对经学不抱独尊的态度，有益于他钻研诸子之学。他考察诸子百家的兴起，原本在于济世，认定“诸子之学，为用甚广，本不亚于六经，不应妄分轩轾也”（《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充分体现了张舜徽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抱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

汇聚综合群语，会通众家思想

    尽管作为《经传诸子语选》中的那些典籍大多为人所常知常见，但普通读者往往流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状况。将它们之中表达核心思想的文字加以精心筛选后另辑成册，则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较为精当全面、工具性极强的参考用书，因而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体现在汇聚综合之功，也体现在让那些相对冷僻的经传、子书中的思想光华借此得以更多地闪现，进而被读者普遍认知，更重要的是它融会经传诸子思想于一体，使各家思想理路得以彰显共存。经传中的言论选录，《尚书》《伪古文尚书》并存，《逸周书》《韩诗外传》《大戴礼记》《春秋繁露》等被置于与其他儒家核心经典同等的地位，这些表明张先生选录重在思想内容，而非仅仅注重书籍本身地位的基本思考。而对诸子之书广为甄录、各家兼收，则又体现出先生注重言论流传和推广、不因人废言的理念。在这种思考和理念的支配下纂辑而成的《经传诸子语选》，自然就呈现出经籍同在、诸子并存的客观效果，众家思想得以汇合融通也就水到渠成了。其中“修己”部分的立身箴言，如“先忧事者后乐事，先乐事者后忧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好成者败之本也，愿广者狭之道也”（隋王通《中说·周公》），都说明遇事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不可盲目乐观，否则难成大事。其中“治人”部分的致治良策，如“天设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设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设其道而百事得序”（《韩诗外传》卷五），强调执政者制定出治国方针，各种事情才不会紊乱；“高下失序则位轻，班级不固则位轻，禄薄卑宠则位轻，官职屡改则位轻，迁转烦渎则位轻，黜陟不明则位轻，待臣不以礼则位轻”（汉荀悦《申鉴·政体》），则着重强调在等级社会里各种制度的重要性。这些文字人们相对生疏，但其精彩的论断无疑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亮点。综合群语，群语借此共存并显；会通理道，理道因之相得益彰。《经传诸子语选》的编纂动机及其价值，也由此完美实现。

语选文约意丰，堪称国学读本

    《经传诸子语选》是张先生长期学术研究过程中积淀的结晶。在他看来，“古人说理之文，至为繁富……苟能择其精义名言选录成书，则治博守约，不啻荟萃群籍于一编矣”。他以提要钩玄之法，让年轻人在初步接触古人著作时不会因为高深幽眇而望洋兴叹、废然而返，相反会觉得浅易可循。这就要求在选文上必须十分讲究。《语选》一书所选经传诸子之语，从其内外编的具体内容来看，大致各自包含十二类，其中内编“修己”有尚志、处世、规范、交友、事理、治家、养生、自强、言行、笃学、立业、道义十二类，外编“治人”有勤政、智慧、民本、律己、重贤、礼义、交接、策略、治体、法治、用兵、顺应十二类。“修己，身内之事也；治人，身外之事也。致力于身内者，则尚志、敦品、笃学、立事皆属焉；致力于身外者，则治国、安民、建功、成业皆属焉。”（《经传诸子语选·自序》）因此，但凡闲处养生修业，出仕居官治国，均可从中找到来自古代经典、名家先贤的精辟言论，作为修身正己、齐家治国的理论依据。张先生本人对这部甄选的成果也珍视有加：“纂录既竟，置之案头以备观省。或拈出一言以检束身心，或综合群语以会通理道，悠然有得，益我良多。盖古人立言，不为一时，今人读之，亦有可资借鉴，取古语以为今用者，比比是也。”认为“如能奉是编为守约之书而常摩挲玩绎之，固进德修业之助矣”（《经传诸子语选·自序》）。该书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周国林先生译注本，流传较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张舜徽集·霜红轩杂著》，亦曾收录是编。在当今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环境下，它足以成为一部年轻人进德修业的国学读本，具有普遍的推广借鉴价值。

    （作者：温显贵，系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