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和我有个约定

    钟扬走了，然而我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

    和钟扬的相识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初中时我们一个年级，上高中后成为同班同学，甚至还有半年是同桌。他外向，我内向，总是他说，我听。1979年我俩一同从高一参加高考，他考进了中科大少年班，可惜，是他不喜欢的无线电专业，而我读的弹道学专业，也不是自己想上的。我俩都很沮丧，一直通信，常常一写就是十来张信纸，谈观察、思考和感受，谈论形而上的主题，聊各自的哲学思考，在现在不少人看来，或许算是老派的知识分子作风了。有时，他会到我的大学来，我们能在操场上走上四五个小时谈人生。年轻的钟扬是有股子傲气的，总是竭尽全力应对最大挑战，正如后来的几十年，他总是到处搜集种子。

    钟扬从小就憋着一股劲儿，可以为一个目标付出超出常人百倍的努力。他父亲原是教师，却因只会讲方言而不得已放弃了这个职业。钟扬从小就发誓，一定要把普通话讲好，当个好老师。大学时，一次他到我学校来，告诉我现在经常对着镜子练说话，目的是为当老师做准备，调整自己的神态、语气、风格。我那个宿舍当时有15个人，他一来，常常能把大家的思想搅动，他一个人跟15个人辩论，舌战群雄，大家都辩不过他。他成为学者后，演讲也总是引人入胜。有一次，我邀他来我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学演讲，讲完，当场就有3个学生表态要从工科转学生物。之所以产生如此神奇的“魔力”，是因为钟扬的演讲并非简单地传递知识，而是将知识转化、蜕变成对生命的深刻理解。他的学生们也说，钟教授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宏观理解和哲学思考，并且能够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研究领域，这就是他生前常说的“思考的层次”。他把教师能不能真正影响学生，视为教师生涯的生命，哪怕是饱学之士，若不能给学生的心灵带去什么，也会被他视为不合格。而钟扬的言之凿凿，也来自他30多年来的日常功课——每次演讲前，他都会“对着镜子演练9遍”（钟扬语）。

    钟扬是理想主义者，一向乐观，会竭尽全力寻找应对问题的方法。正如对待全球暖化问题，他认为人类总能找到办法，所以，他到处搜集种子。他在拉萨有搜集西藏种子的基地，四五间平房，那里有许多稀有的种子。当时他还提到了格陵兰大学，我听出他很高兴刚被聘为那所学校的教授，因为“那里的冰川，是观察全球暖化的最佳地点”。在他看来，随着暖化的加剧，即将消失的西藏稀有植物实在多矣，他把搜集西藏种子的工作，视为抢救。

    在西藏的这些年，他的外貌有了很大改变，以前他是高瘦、帅气的，后来却胖了起来。我和他共进过一次早餐，那顿他吃了7个包子、3碗粥、4碟小菜。他说，在西藏习惯了，一顿饭必须吃很多，寻找植物种子的登山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需要储备足够的体力。长时间下来，胃已经被撑大了。然而，他对这些满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采集到更多的植物种子。

    在登山界，登山有两种方式：金字塔形兵站式登山和阿尔卑斯式登山。金字塔形兵站式登山，领队就是保姆，车辆、线路、吃、住等都由领队考虑，登山者只管走，背不动会有背夫帮忙背，还有人事先架好绳索。而阿尔卑斯式登山的精髓是：独立自主，不依赖他人，不靠外界的补给，完全靠登山者自身的力量去攀登，所有东西必须自己背。而对植物学家来说，也有两种途径来研究课题，一种是利用各地标本馆已有的标本和种子库储存的样本，或是将采集任务交给一些服务于科研单位的采集力量；另一种是亲自采集，全程自行把控。无论登山还是研究种子，钟扬都是后者的践行者。两年前，钟扬和我聊起著名的攀山专家乔·辛普森，他说那是他的偶像。他很严肃地说：“过去，我们对登山、对科学研究，都会赋予其一种所谓成功的意义——登山一定要成功，科学研究攻关一定要成功。这是一种比较糟糕的观念。登山，有时候失败比成功更有价值，它体现的是一种精神；科学研究也如此，你做了很多次攻关都成功不了，但这种精神能够感染年轻人，从而让精神代代相传。”对失败，钟扬有更为成熟的心态，他说，在西藏寻找种子就必须能够忍受各种失败，无论是体能上还是心态上。

    他曾跟我商量，能否拍一部电影，通过一个植物学家去西藏寻找雪莲的故事，把登山和植物研究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结合体现我们想传达的精神。我很快就把梗概写好了，打算先写出小说，在此基础上再找人写剧本、拍电影。钟扬很支持这件事，希望自己成为电影原型，还给电影取名《失败者》。为了小说，我和钟扬聊过很多次，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在西藏寻找植物种子的过程。有一次谈到青稞，他说已搜集到了十多种青稞种子，一旦平原地区暖化受灾，无法种植粮食，西藏就可以大规模种植青稞。他曾三番五次劝我自己去西藏看看，但因我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而使计划搁浅。经不住他劝，我本决定去年9月出发，谁能想到，终究未能成行。最后一次和钟扬用微信联系是在9月24日晚，他询问我去西藏的行程，我说准备9月29日飞去西藏，他回复：“好的。我来安排。”谁能想到，就在第二天，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些年来，他还致力于做科普，比如抽空为上海科技馆撰写中英文解说词，这于他个人学术并无用处，但他愿意为孩子们做各种劳神的事。他为什么要去做科普？他曾说：“有很多事情自己是做不完的，需要有后来人不断加入到队伍中来，我多做一份，就能影响到更多的人。”为什么要自己去高原搜集种子？他说：“全球变暖后的问题需要提早考虑。”在他看来，在西藏搜集的4000万颗种子，是他为保障人类未来的生活作出的努力之一。有人说他“有点傻气”，但实际上，他是看得更为长远，他是大智若愚。

    钟扬本质上是普通人——他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喜欢把路上的所见所闻编成搞笑的段子讲给别人听，喜欢品尝各类新奇美食，喜欢研究各国酒文化；他也有着普通人的情感，有自己的“私心”，为孩子的成绩担忧，权衡去西部的好处和坏处……但钟扬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他想得会多一点——他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还有社会、国家，甚至是全人类。

    他曾说，一个人单干的代价很大，人们若能多做些利他的事，彼此跨界分享，可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于是，他跨界去做很多事，也发动其他行业的人携手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我也算得上是他跨界的朋友，所以拍摄那部电影的约定，我无论如何也要完成。

    我一定会去西藏的。

    （作者：黄梵，系诗人、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