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思想荟】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时代，如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苏伯民代表、王祖伟代表、韩再芬代表、杨朝明委员、安来顺委员、王学典委员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畅所欲言——

    “我们有多年轻？上下五千年。”这是收视口碑“燃爆”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的开场词。

    为什么称五千年为年轻？一个响亮的答案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而文化遗产，正是其中重要的存在。或浑厚大气，或雅致精巧，它们经过了历史的风云变幻、大浪淘沙，积淀着民族精神、心理、情感，传承着民族的文化基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散落在广阔大地上的文化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正在唤醒中国人的文化记忆，正以年轻的姿态在新的历史时空闪耀。

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传统”意味着“旧”？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委员连连摆手，他将中华传统文化比作一棵历经数千年而不倒的大树：“这棵树在成长中，不断融合新的文化元素，抽芽长叶，但如果没有来自树根的滋养，便是无本之木，就难以花繁果盛。传统，就是‘树根’。”

    因而，文化遗产要活起来，“传承”是前提，只有那些技艺、那些器物、那些遗存本身存在，才有发展可言。而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歙砚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祖伟代表谈起传承，责任感溢于言表：“传承人首先要传‘真’，就像我做歙砚，砚石要真；第二要传‘精’，把精湛的技艺传下去；同时还要传‘实’，这是一种精神，就是做人实在、手艺扎实、心态纯正。”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韩再芬代表希望戏曲文化传承不要急于求成，“那种希望某个剧种能让全国人民都喜欢的愿望，不现实也没必要。最该做的是冷静下来，深耕细作，先服务好一方民众。如果你做得足够好，自然会受到更广泛的欢迎”。

    人努力，国家政策更给力。

    近年来，正是因为国家不断完善顶层设计、规范工作流程、投入财力物力，使文化遗产工作实现由“抢救保护、建章立制”向“巩固抢救保护成果，提高保护传承水平”纵深发展的大跨步。“国家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很好，社会也更加认识到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传统文化所吸引，愿意把未来托付给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王祖伟代表说。

注入当代精神气质

    一棵树如何保持生命持续？虽必有根，但也要抽新芽，发新叶。“日新又新”才能成就繁花满树。

    韩再芬代表眼里的“新”，是要注入当代的气质和精神，“活体文化必须创造发展，才能变成我们这个时代有价值的、有作为的艺术，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去引领当代艺术”。

    “与时俱进”是王祖伟代表的理念，“传承人除了实践创新之外，也要注重理论的研究和升华。传承工作要引导市场，而不是迎合市场”。

    科技的进步也带来了多种可能性。“科技发展成果会更好地助推文物保护的理念，也带来了更多的保护手段。”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代表说，敦煌壁画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其保护发展体现着文物保护方面的较高水准。苏伯民代表介绍，时代发展至今，文物保护不仅需要工匠式的修复，更需要科学研究综合判断，“要做好一个文物保护项目，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知识的支持。只有找准病因，才能找到‘良方’来治病，这需要大量严谨、系统、科学的研究工作，仅凭经验判断已经行不通了。”为此，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建立起了一个交叉学科背景的工作团队，这才有千年敦煌壁画如今的神彩重现。

    “对文物进行研究，也是在探究古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在讲文物的美学、艺术价值的时候，如果能把它的科技价值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解读，对讲好文物故事也大有帮助。”苏伯民代表说。

    科技的力量让更多文化遗产走进百姓生活。2016年9月，“中华古籍资源库”在国家图书馆发布，到2017年底，国图八成以上的古籍善本可供亿万普通中国公众信手“阅读”；而故宫博物院2017年开放面积达到了76%……这些文化典籍、国家宝藏，和分布在中华大地上的无数文化遗产一样，展示自身勃勃生机的同时，浸润了亿万人的心田。

呼唤持续投入支持

    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委员看来，文化遗产保护梦寐以求的春天已经到了。

    ——资金有了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共投入46亿元用于非遗保护事业，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传习补助从每年1万元提高到2万元。

    ——氛围已然形成。《我在故宫修文物》虽然只有3集，但它展现出的魅力，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报名自荐去故宫修文物。

    但问题也不少。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并非所有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有如此充足的人力愿意投身其中。

    传承人不足仍是王祖伟代表最焦虑的事：“所有非遗传承人的培养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传承人的成长期有个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能产出效益。这种现实落差，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而且有些非遗项目相比之下显得苦、累、脏，能不能吃苦，有没有耐性，对年轻的传承者也是一种考验。”

    因为从业人员不足，很多传承人不得不身兼数职。有时，韩再芬代表也犯难，她举了一个例子：“戏曲进校园”是一项普及戏曲文化的好政策，但如何进行？是演员去讲，还是专业的戏曲教师教授，分工不是很清晰。“我的本职是演员，更多的精力要花在创作上。”韩再芬代表说，影响授课质量的因素，时间是一方面，授课水平是另一方面，“不是会唱戏就一定会讲授的”。

    谈起人才，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委员不无担忧。“中国博物馆界正面临严重的人才瓶颈。”他说，过去10年，平均每年有200多个新的博物馆建成，但博物馆不光是盖房子，还应该有相应的资源配置，配置中有两个核心点，一是收藏，一是人才。

    苏伯民代表认为，文物保护从业者要求学科背景丰富，但大部分文保单位还做不到这一点，文物保护科技人才相当紧缺。“应当将文物保护科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国家层面予以确立和支持。这样一方面能使我国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快速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吸引和凝聚优质的科技资源。”

    （本报记者 陈慧娟 吴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