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从知青农场回城工作那年,我却从城里来到了乡下的103地质队农场。与当初“上山下乡”不同,那是1980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了两年,知识青年返城基本结束。那时的103地质队待业青年很多,大约有200人。当时,地质队归中央地矿部直属,从子弟学校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落榜生,只能靠单位自行消化,因此这200多人就浩浩荡荡地到了地质队农场。1984年年底,我成为一名地质队员。不过那时,103地质队并不富裕,职工住的都是老旧低矮的泥墙平房。
1990年我离开时,103地质队的业务已跨出了地域限制,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职工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泥墙平房逐渐消失了。2000年,我回访103地质队,看到一排排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当年的队友,有的人业务强,靠技术就能年收入百万;有的人则下海经商,不仅自己致富,还增加了地方的就业机会。
近日再次回访103地质队,立于新建的震旦广场之上,我看到一幢幢高楼大厦取代了当年的楼房。广场上老老少少,有人跳舞,有人打拳。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向一旁的103地质队队长感慨:“103地质队能有今天,既不容易又了不起!”队长深以为然。总之,这几十年来,103地质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也在改变,但永远不变的是留存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份改革记忆。
(本报记者韩业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