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与程伊川

    苏轼（东坡）与程颐（伊川），一个是文坛大家，一个是理学宗师。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两个人应该是“老死不相往来”。但历史的事实是，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全方位的矛盾冲突，由此引发的“蜀洛党争”更是绵延七十余载，成为两宋历史上的一桩公案。

    苏轼与程颐两人人生轨迹的初次交集发生在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是年，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走出川蜀，进入汴京，准备明年的贡举考试，程颢、程颐两兄弟也在父亲程珦的带领下，赴京入国子监就学并备考。翌年的科考可谓是文星璀璨。文坛盟主欧阳修权知贡举，二苏兄弟与程颢皆金榜题名，同科及第的还有大文豪曾巩兄弟四人、关学开山张载，以及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很多中坚干将。（《宋登科记考》卷四）可以说，嘉祐二年（1057）的科考是中国科举考试史上名副其实的“龙虎榜”。只不过程颐因当年国子监解额减半，未能登第。

    苏、程两人频繁的直接交往要到三十年后的宋哲宗时代。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宋哲宗继承大统，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吕公著组阁，苏轼与程颐先后被召入京。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机要官员，程颐除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家庭教师。两人都是哲宗的左右亲近。这种近距离接触让两人在互相熟知的同时，也使得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放大。

    程颐性格向以端肃持重著称，苏轼性格豪迈，不拘一格。史载：“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一个礼仪，在程颐看来是“尊儒重道”，在苏轼看来却是“不近人情”，差异之大，判若水火。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去世，程颐主丧。苏轼与众官参加完一次明堂庆典，便欲往奠，但遭到程颐的坚决阻拦。程颐的理由是庆、吊不能同日，并引用《论语》的话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苏轼反驳说：孔子虽然说过“哭则不歌”，但并没有说过“歌则不哭”，最后还讥刺程颐是“燠糟鄙俚叔孙通”（《孙公谈圃》卷上）。意思是说，程颐这套东西看似合乎古礼，其实不过是山野之举。结果“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太平治迹统类》卷二三），导致两人在政事上互相猜忌。吕公著对程颐甚为器重，他为宰相时，“凡事有疑，必质于伊川。进退人材，二苏疑伊川有力，故极诋之”。政事上猜忌攻讦，进而又导致两派人员在人事上相互倾轧。至此，“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三）的局面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的南宋高宗时期。

    无论是个人性格上的不合，还是政治人事上的矛盾，都只是表面现象。苏东坡与程伊川真正的冲突是在更深层的哲学观念上。这集中体现在对“天理性情”的体会与理解上。

    “天理”二字是二程兄弟在千辛万苦的生命历练中体会出来的。程颢曾深有感触地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二程外书》卷十二）程颐接着说了一句震古烁今的名言：“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朱熹对这句话推崇备至，说“伊川‘性即理也’四字，攧扑不破”，“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当然，天理与性也稍有不同，天理强调的是客观方面的超越尊严，性强调的是主观方面的内在价值。“性即理”则打通主客，赋予人的内在价值以崇高的尊严。二程对性理进行了道德方面的规定，即性是善的，“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学”（《二程粹言》）。但现实中毕竟有不善的现象，程颐认为，这不是性理之本然，而是情欲在作怪，“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二程文集》卷七》，所以他强调要“性其情”（《二程文集》卷八）。“性其情”就是性理挺立于中，使情欲扰荡不得。在程颐看来，“性其情”的具体功夫就是一个“敬”字，而“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二程遗书》卷十五）。敬能保证性理之善不为情欲所扰荡，从而让自己的内在价值和超越尊严挺立起来。所以程颐平素对敬视之甚高，常说“敬胜百邪”（《二程遗书》卷十一），“入道莫如敬”（《二程遗书》卷三）。

    苏轼对“天理性情”的理解与程颐几乎完全相反。苏轼高足秦观曾写过一首词，里面有一句“天若知也和天瘦”。有一天程颐遇到他，就问是不是他写的。秦观一开始还认为程颐要称赏他，就拱手逊谢。结果程颐却说：“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二程外书》卷十二）程颐对诗词视之甚低，秦观却将天穹尊严填入其中，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就“性情”来说，苏轼也根本不承认性善论，“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苏东坡全集》卷四《扬雄论》），甚至认为孟子提出性善论，是“孟子之过”（《苏东坡全集》卷三《子思论》）。同时，情也不是性的反面，而是“性之动也”。情只是性动而散殊的状态，与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性无善恶，所以情也无善恶，“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东坡易传》卷一）。情既无善恶，自然也就不需要“性其情”，不需要节情制欲，反而需要遂情达欲。苏轼豪放不羁、纵情才艺的性格爱好，正是他这种哲学观念的外化。基于这种哲学观念，苏轼对程颐一派强调“敬”的作风甚为反感。当他看到朱光庭“端笏正立，严毅不可犯，班列肃然”，就说“何时打破这‘敬’字”。（《二程外书》卷十一）

    总之，苏东坡与程伊川两人哲学观念上的深层冲突，决定了他们各方面的矛盾对立都是很难调和的。所以牟宗三说：“苏东坡与程伊川的冲突是一个永恒的冲突。”（牟宗三《康德第三批判演讲录（八）》）明末陈确《洛蜀论》认为，苏东坡对程伊川是“口语之伤，非有不解之仇”（《陈确文集》卷五）。清人钱大昕《洛蜀党争》也说，“东坡之于伊川，不过口舌讥诮”，“伊川不忍于东坡，毋乃量之未广也乎”（《潜研堂文集》卷二）。这些说法都把苏东坡与程伊川之间的冲突解读为口舌之争、度量之较，这就将双方矛盾的根源看得太浅了。

    （作者：杨少涵，系华侨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试聘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