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黄考说

    焚黄是古代的一种礼制仪式，即将皇帝封赠先人的诏旨副本焚烧以告知先人。这种仪式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但其起源却一直困扰着古今学者。

    朱熹《朱子大全》说“焚黄近世行之墓次，不知于礼何据。昨见钦夫谢魏公赠谥文字，却只云告庙，此与近世所行又不知孰为得失也，更乞台谕，幸甚”，认为焚黄告墓是近世流行的形式，不知于礼何据，而张栻却只是告庙，因而求教于汪尚书。宋僧睦庵所撰《祖庭事苑》以唐上元二年（应为三年）诏书规定诏敕用黄纸为据将焚黄推到唐朝，并将焚黄指为僧人焚烧赐谥，清乾隆年间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所撰《词林典故》认为“焚黄之式起于宋时”，《辞源》《汉语大词典》也不知焚黄产生的历史，干脆分别将焚黄笼统归为“封建时代”和“旧时”。

    焚黄究竟产生于何时？是告庙还是告墓？

    焚黄的黄是皇帝诏旨的代称，早在三国就出现了。景初三年，刘放向魏文帝曹丕推荐司马懿辅政，“帝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西晋时黄纸还用于授官。唐代曾一度改为白纸，但上元三年因白纸易遭虫蛀复改为黄纸。从白纸易遭虫蛀而黄纸可免看，黄纸可能是将白纸用防蛀药物染过或刷过而制成的。

    已知的最早记载焚黄的人是唐代元稹，其《告赠皇考皇妣文》说“谨于先太君载诞之日，祗告赠典，并焚黄制，以献号慕”，文中没有说明焚黄场所，不知是家庙还是墓前。“并焚黄制”，焚烧的应该不是黄色制书原件，因为黄色制书是应该长期保存的，焚烧的应该是制书的副本，也就是后世的“焚黄”。

    专供焚烧的焚黄始见于五代。《五代会要》记载，后唐同光二年（924）议准封赠官员及母妻，“当司所给诸色官员告牒、焚黄等”。值得注意的是，后唐给予内外文武及致仕官员母、妻叙封、进封是“准旧条”，而同光二年是李存勖建立后唐的第二年，后唐以接续唐统自居，应该采用的是唐朝制度。结合元稹“焚黄制”看，唐朝时，国家封赠不仅颁给诏书正本，同时还颁给副本专供焚烧以告知先人，应该说这是非常人性化的措施。

    焚黄早期是在家庙进行的，要了解何时焚黄就墓就要考察家庙的变化。

    司马光曾经考察过家庙的兴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师皆有庙，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居室为后。及秦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焉。魏晋以降渐复庙制，其后遂著于令，以官品为所祀世数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庙，为执法所纠，太宗命有司为之营，以耻之，是以唐世贵臣皆有庙。及五代荡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礼颓教侈，庙制遂绝。”司马光的观点大致是正确的。《礼记·王制》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先秦时期，士以上阶层均设有家庙。汉代多于墓前建造祠堂，至今尚有遗存，如山东长清郭氏祠、嘉祥武氏祠等，也是正确的，但也有建造家庙者，东汉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被封为魏公后就按照诸侯之礼建造了五庙的家庙。

    汉以来，建造家庙的传统并没有废绝。北魏时汉化的鲜卑族曾经制定了家庙制度，贵族建造家庙已经很普及。唐代时非常重视家庙，建国之初即制定了家庙制度，“一品、二品四庙，三品三庙，五品二庙，嫡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官员不遵制建造家庙就会受到参劾。《开元礼》对家庙制度进行了修订，制定了详细的官员家庙建筑制度和时享、祫享、禘享仪注。从天宝十载规定“虽品及而建庙未逮，亦听寝祭”看，放宽了官员必须按照官品建造家庙的规定。

    五代十国，社会急剧动荡，五十三年间在北方相继建立了五个王朝。司马光认为“庙制遂绝”的观点是正确的。除后唐沿用唐朝制度外，后晋、后汉也都制定了封赠三代制度。但后晋只有十年，而后汉只有不到四年，兵马倥偬，恐怕家庙尚未建成就已经改朝换代了。封赠三代，特别是追赠的先人大多已经入土为安，未有家庙，告慰先人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就墓焚黄以告了。焚黄就墓应该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

    宋代家庙制度的推行也能从侧面进行证明。北宋立国当年即决定实行封赠制度，两年后即制定了详细的封赠制度，“建隆三年，诏定文武群臣母妻封号”。但八十年后才令群臣建设家庙，而文武群臣由于不知家庙之制而迟迟无人建设。皇祐二年（1450），经宋庠奏请，朝廷颁布了家庙制度，但公卿仍未建造。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彦博首先请求“立庙河南，明年七月有诏可之。然尚未知筑构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镇长安，访唐庙之存者，得杜岐公旧迹，止余一堂四室及旁两翼。嘉祐元年始仿而营之……四年秋庙成”，从北宋立国到文彦博建成家庙整整一百年。一百年间，北宋不断对群臣进行封赠，官员们纷纷焚黄省亲，离任官员甚至不报而去，累月不赴朝请，以致朝廷不得不制定解决办法。大中祥符六年（1013）规定“自今请告半月者听行，半月以上者奏裁”。

    从宋人文集等资料看，焚黄主要在墓前进行。杨可“及第授官后以父命归，拜祖坟，焚所赠诰”，欧阳修嘉祐七年（1062）“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黄祭文”说“官有职任，系身于朝，不得瞻望松楸，亲执笾豆”，文同焚黄于先府君墓前，“今涓选良日，诣墓次焚之如仪”，曾巩“遣弟布、肇奉告第黄，诣墓次以告，谨焚”，秦桧于绍兴七年（1137）请假“上冢焚黄”，杨万里“焚黄祝文”祭父说“某以游宦，久稽王命，今焉来皈，乃得以纶告之副，燧之以告先茔”，魏了翁告父母祝文两则均径作“焚黄告先墓文”。在宋代，不仅官员焚黄告墓，就连皇家也不例外。明道二年（1033），追赠周悼献王为皇太子，因其早卒没有宫府，也是焚黄于墓所。

    除悼献王外，上述诸位都是只有焚黄告墓祝文，而没有告庙祝文，看来从北宋初期直到南宋晚期士大夫中很少有人建造了家庙，焚黄大都是在墓前进行。

    到南宋中期，有个别高级贵族建造了家庙，如张浚、周必大、真德秀等。即使建造了家庙，也仍然焚黄就墓。从周必大告庙祝文和焚黄祝文看，在家庙祭告和存放封赠圣旨，但焚黄必行于墓前，“法当焚诸墓下”。杨冠卿焚黄在墓前，春秋祭享和告祭是在家庙，两者分工非常明确。真德秀父亲获赠大夫后，德秀未能及时回乡，“迫于召旨，未克燎黄于墓下，始即家庙而致告焉”（真德秀《西山集》卷五十四），先在家庙祭告，焚黄只能以待来日。方大琮父赠奉直大夫后，大琮“先告于行庙，而焚黄则有待焉”。由此可见，官员外任也会在任职地设置临时家庙。

    焚黄只是焚烧追赠制书的副本，并非皇帝颁给的制书原件，魏了翁所焚是“命书之副”“其贰”，方岳是“焚其副”。原件子孙是要珍藏的，陈师道“代郭氏焚黄文”说，“既藏于家，又焚其副书，以追锡于地下，则天子孝治之道亦巳至矣”。

    焚黄就墓在宋代成为流行的方式，所以到朱熹时告庙反成了罕见，以至于朱熹见张栻告庙也不知告庙与告墓孰为得失。

    元代草创，礼制多缺，虽然也曾制定封赠办法，但家庙制度基本阙如，所以封赠后大都焚黄墓下。元代有两点变化：一是焚黄不再由朝廷颁给，而是自行“录副”，巨徳新考妣封赠后，徳新“谨录宣副，礼具焚黄”，柳贯父亲封赠承事郎后，柳贯“谨录副本，令男卤展奠墓下，焚燎以告”；二是焚黄增加了章服，柳贯父封赠奉训大夫后，柳贯“哭奠墓下，并奉录黄一通、章服一袭，焚燎以告”。

    明代家庙制度比较简略，但却制定了详细的官员受诰封赠和焚黄仪注。虽然朝廷明确规定于家庙焚黄，并没有规定焚黄就墓，但士大夫仍然保持着焚黄就墓的传统，并流行焚黄时焚烧按照封赠品秩制作的冠服，到明代中期郑纪首先将冠服存于家庙，以后逐渐成为惯例。

    清代既制定了详细的家庙设置及祭祀制度，也制定了详细的焚黄制度，但士大夫与明代一样，既遵守朝廷法令焚黄于庙，也坚持焚黄就墓的传统。

    焚黄是伴随封赠制度而产生发展的一种告祭形式，萌于唐，行于宋，盛于明清，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消失。

    （作者：孔祥林，系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