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一个朗诵的文体

    赋是铺陈的说法最早见于东汉末年。《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掌六律……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郑玄注云：“教，教瞽矇也。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玄认为六诗乃是六种表达政治道德观的方法，并清楚地以“直铺陈”来解释“赋”。

    汉代之后支持“铺陈说”的学者，首先是西晋左思，其《三都赋序》云：“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稍后的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和钟嵘《诗品》看法相同。这些学者都一致地以铺陈来诠释赋的本义。

    然而，“铺陈说”多有不可解之处。首先，如范文澜《文心雕龙·诠赋》注指出，如果赋的文体是由铺陈的技巧发展而成，则赋体不应含有比兴，何以赋体本身又充满了比和兴的技巧？他认为赋的本义应为朗诵，而猜测赋自有一种声调。他的看法是合乎逻辑的。其次，从风格上来看，许多赋篇，特别是抒情赋，并不具备铺陈排列的风格特点。从《汉书·艺文志》中我们知道，汉朝人认为《楚辞》中的篇章都是赋，而《楚辞》的许多篇章并没有这种逞辞排比的特点，例如《九歌》。再次，铺陈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汉代“颂”和“赋”两字可以互通。根据《汉书》，王褒《洞箫赋》亦称《洞箫颂》。若赋义为“铺陈”，则与“颂”不同。此处，“颂”为“朗诵”之义。《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可证先秦时期“颂”与“诵”互通。

    与铺陈说同时存在的是朗诵说。此说最早源于《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左传》记载了无数外交官赋诗的例子，说明朗诵说的理论符合先秦的文化环境。《国语·邵公谏厉王弭谤》邵公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此处，“赋”与“诵”并列，可见其义相近。而且朗诵的动作和政治的劝告紧密结合，有些官员朗诵《诗经》之诗以呈上委婉的讽谏，这与后来汉赋的政治作用完全一致。

    赋字出现在《楚辞》之中三次，含义皆为朗诵：“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九章·悲回风》）“人有所极，同心赋些。”（《招魂》）“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大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且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皆播吾之迹，华山之博也。”在此韩非批评赋与颂华而不实，如同赵武灵王及燕昭王在山上制作大脚印和六博的棋盘来愚弄后世的手段一样。

    刘歆之说早于郑玄之注，郑玄的注是铺陈说的基础，他注五经之时，赋已经达到最高峰。因此，他可能看到了逞辞铺张为大赋最突出的风格特点，因此用铺陈之义来解释五经中的“赋”。东汉之际，多数学者已熟悉《毛诗大序》中所说的赋、比、兴为《诗经》中的三种技巧，因此郑玄也将“赋”解释成一种文学技巧。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汉代文献中，赋字出现在和文学有关的环境中，通常都是作动词，如《史记》和《汉书》中的“子虚之赋”和“怀沙之赋”，意思是“子虚或怀沙的朗诵”。后来由于语言的发展，“之”字虚化，而被省略，就成为《子虚赋》《怀沙赋》，赋于是成了一个文体的称呼。

    另外，铺陈说无法解释《周礼》中大师所教的六诗的次序为什么安排成风、赋、比、兴、雅、颂。六诗之原义为何？章必功《“六诗”探故》（《文史》，1984年第22辑）指出，大师所教的不是盲乐师（瞽矇），而是国子。六诗是周代诗歌教学的纲领，这种教育的性质是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贵族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国子如何执政。风是教唱诗；赋是不配乐地朗诵诗歌；比是托事于诗，用诗去喻，并非后世“以彼物比此物”的写诗手法；兴是从诗本义中引申出更深刻的意义，连类旁通，举一反三；雅是教导如何在各种特定的场合用雅乐；颂是教导学生如何用颂——祈祷天地鬼神、祭祀山川祖先之乐歌。滕福海《“六诗”本义新探》（《广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六诗不可能只和美学有关，因为汉代学者将《诗经》视为道德和政治教育的来源，因此赋、比、兴之原义不可能是三种文学技巧。六义可能是在战国时期和西汉末年之间被发明出来的。滕福海认为，六诗指的是作为特殊语言“乐语”的《诗》具有以风（教化讽谕，微言相感）为灵魂，以赋（不歌而诵称《诗》言志）为组织核心，比（以《诗》类比己志地赋以风人）、兴（因《诗》受风、因赋《诗》受风的《诗》义的感悟生发）为主干，再陪衬以雅、颂（具体而微的两种“风”）的六种功能。“教六诗”就是教育学《诗》之士从风、赋、比、兴、雅、颂六个侧面学《诗》以言。两位学者的说法皆非定论，但他们都将六诗置于先秦的文化、政治环境中来解释，可以确定，赋、比、兴之原义并非指三种文学技巧。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赋即朗诵诗篇，这是没有疑义的。

    我们不清楚荀子的《赋篇》原来是否称为赋，因为先秦之文皆未有题目。然而《汉书·艺文志》把这些谜语（隐书）都看成赋，如杂赋“成相杂辞十一篇。隐书十八篇”。特别是《成相篇》，现代学术界都将之看成是说唱文学之祖。汉代也有许多朗诵赋的活动。例如，汉武帝常召枚皋来作赋，他作赋快速，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汉书·王褒传》也载，当时太子生病，令王褒等朝夕诵读奇文。太子尤其喜欢王褒的《甘泉赋》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宣帝也曾召能朗诵《楚辞》的九江被公进宫朗诵。这些朗诵辞赋的活动不但证明了辞赋原来是一个朗诵的文体，同时也证明为什么《艺文志》把《楚辞》都归为赋，因为朗诵《楚辞》原是汉代宫廷的活动。

    从先秦的赋诗活动，到汉代朗诵《楚辞》和赋篇的各种记载，我们认为：“赋”是由朗诵的活动而变成了一种文体的名称。

    （作者：苏瑞隆，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