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时代 新的期许

    这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南南合作前行需要正能量的牵引。

    新时代的中国在新型南南合作中可以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新型南南合作要对已有的南南合作进行哪些超越？在二十国集团、“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框架下是否可以设置更多的南南合作议题？日前，在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承办的万寿论坛上，有关部委、专家学者等150余名代表围绕“新时代的中国与新型南南合作”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自万隆会议至今，南南合作已经走过了60多年发展历程，超越起初互通有无的传统互助模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也面临许多新挑战。“新时代的中国更有能力、更有信心，以宽广的视野、主动的姿态、创新的思路和务实的举措来引领、推动新时代的南南合作。”在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的精彩致辞引起广泛共鸣。

目标：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

    与会代表认为，当前，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南南合作需要注入新内涵、探索新机制、开发新动力、实现新目标。构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应是新型南南合作努力的方向。

    正如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蒋庆哲所说：“深化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应对挑战的伟大机制，是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环节。”

    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以三个“共同需要”指出，推动南南合作迈向命运共同体是必由之路。一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被殖民历史和经历。二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且正在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三是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发展问题也不相同，但是又有共同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这也是推进南南合作发展的共同基础、共同需要。

    新型南南合作努力的方向已经明确，一些“问号”也在讨论中被逐一解开。

    南南合作排斥南北合作？答案是否定的。“发展南南合作，并不是要和西方或北方对立。”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荣林说，南南合作不是对南北合作的排斥，而是对南北合作的有益补充。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明确表示：“40多年来，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中联部研究室主任、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秘书长栾建章以“中国的位置优势”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概括性回应。他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也有一点发达国家的特征。中国既是东方国家，又对西方一切好的东西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所以中国和各方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更有资格去推动新型南南合作，因为新型南南合作的推动过程不仅是南南合作的过程，也是南北合作的过程，需要发达国家积极参与。

重点：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治理能力

    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没有一条一成不变的道路可走，各国都必须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与会代表认为，新型南南合作应将重点放在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治理能力上，中国正在为南方国家输送着经验与信心。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有很多共同点，不仅是因为两国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都经历过兴衰，更是因为现在两国在重大思想和发展方略上也异曲同工。”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伯哈内在论坛上如是说。在题为《新时代南南合作视野下的中埃塞合作》的演讲中，伯哈内说，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方面，埃中两国互相支持，分享治理经验，探索适合双方各自国情的发展方向，埃塞俄比亚因此受益良多。埃塞俄比亚和中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和以结构性改革为基础的发展实践的重要性。

    在论坛上举行的一场主题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世界意义”的讨论中，与会代表纷纷从反腐败、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舆论话语权建设等角度，对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读。

    复旦大学党政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郑长忠认为，许多后发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丧失了主体性，而中国发展到现在，保持了自身发展时序与历史发展时序的有机统一。中国能够保持这一有机统一的很重要原因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政党领导保证了时序的可控性。正因为有很强的主体性，所以中国在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可以做到整合性创新，既能够发展好的东西，又能够保持自身特色，这是对现代文明整体的贡献。

    具体的事例则让与会代表更加切实感受到中国经验的魅力。“坦桑尼亚总统从我们的八项规定里面学到很多，坦桑尼亚也出台了一些规定，力倡精简、节约，比如对于一些会议来说，坦桑尼亚没有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而是派当地大使参加。”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分享了她多年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这一生动案例。

    同样吸引在场嘉宾注意的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的案例。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许涛介绍，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由封闭走向开放，在当年11月的一场宣誓国家开放性政策的国际研讨会上，该国总统参照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了“六通”。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都用最快的速度翻译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并且由总统下令要求一定级别的官员学习。

平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谈到新型南南合作时，如果只把它理解为增加援助，显然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它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其中，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与会代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破解发展中国家发展难题开辟了新的路径，可以通过利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来促进新型南南合作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读。一是“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南南合作的对象高度一致，主要都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二是“一带一路”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发展、特色贸易与投资、金融合作等南南合作的基本需求；三是“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也很好地将政府、市场、企业的作用有机整合起来，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原则，这也非常符合新型南南合作，切实可行；四是从主要目标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最终要打造一条繁荣、和平、创新、开放、文明之路，这与新型南南合作的主要目标也基本一致，重点在于走出贫困，实现发展，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在问及“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性问题时，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伯哈内答道，“一带一路”倡议是21世纪最伟大的倡议之一。“一带一路”途经的国家和地区都是人口聚集之地，影响超过65个国家的约40亿人口，这一倡议在推进过程中肯定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埃塞俄比亚非常重视和中国的关系，并且坚持和中方开展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国产业“走出去”为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化带来很好的机会。

抓手：新兴市场国家合作机制

    2017年9月初，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中国福建厦门成功举行，金砖合作已经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与会代表认为，除了之前的七十七国集团等南南合作机制外，金砖合作是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创新了发展中国家抱团发展的路径。

    抱团发展的形式之一就是中国提出的“金砖+”模式。李君如认为，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厦门会晤中一致认为，推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合作是金砖机制应该做的，所以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提出“金砖+”的新构想，既要立足金砖，又要超越金砖，整个发展中国家都能够抱团发展，南南合作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对话中得到构建。

    在日益分化的世界中，这种抱团发展更显珍贵。“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思潮兴起，金砖国家合作可以成为推动新型全球化的主要动力。”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昌明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全球化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但是，这些年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内容和性质都在发生变化，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强调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开放，成为引领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抱团发展的目的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南方国家话语权。“金砖合作的本质是改善全球治理体系，金砖国家用相对建设性的方式，完成之前南南合作没有完成的事情，这是国际体系内生竞争在新时期的新表现。”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沈逸认为，新时期的南南合作追求的是国际产业链和分工链更加合理的利润分配方式，更加公平的全球问题治理方式，即全球治理的共同参与、共同决策。从这一点上来说，金砖国家引领南南合作非常顺理成章，而且是自然的。

    当然，要达成这一目标，金砖合作还需要苦练内功。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朱天祥认为，金砖合作从单一的概念变成双轨机制，再发展到经济、政治、人文三轮驱动的合作架构，这本身就是合作深化的表现。金砖合作要打造下一个金色十年，应在横向深化的基础上注重纵向内涵式深化，也就是要从问题领域着眼，在政治、经济、人文三大领域设计和实施具体的务实行动，扎实解决好金砖内部问题，这样才能为金砖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和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坚实的基础。

    共识在讨论中逐渐达成。“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引领推动下，新型南南合作肯定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栾建章在论坛闭幕式总结环节如是说。

    （本报北京2月3日电 本报记者 曹元龙 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