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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技】
什么是共情，即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的能力，就像当你看到走钢丝表演者尝试跨越尼亚加拉瀑布时感到揪心，或者当你那紧张的孩子即将登台表演时你内心里七上八下一样。18世纪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最早给这种情绪命名的人之一，他称之为“同伴情感”——当你看到某些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时，感到这些事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在德语里，这种现象被称作“感情融入”。
不过，最新的研究表明，共情不仅仅只有共同的感受，它还包括相当复杂的思维机制。我们对共情机制的新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在最需要它的时候驾驭这种情感，促进社会和谐。
1.难以捉摸的共情
经过15年的神经科学研究，大多数科学家都把共情看作涵盖三个主要成分的统称概念。
“情绪共情”是指分享别人的情绪，以及对应他们的行为状态（比如，当他人走钢丝时感到恐惧）。这种共情是在亲代养育和群体生活的背景下进化出来的，很多不同的物种身上都有这种生物性反应。“认知共情”，也叫作观点采择，是思考或理解他人情绪感受的能力。“共情关心”，或同情，是赋予我们采取行动，帮助他人摆脱困境的动机。总的来看，这三个成分是维系我们社会生活的基础元素。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贾米尔·扎基说：“人之所以产生共情，是因为它对形成亲密关系或者与人相处来说至关重要。”如何区分这些成分，甚至是否应该区分它们，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共情领域的研究先驱、埃默里大学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在一篇发表于2008年的论文中将共情比作“俄罗斯套娃”：“内核是简单的机制，外层是更复杂的机制和诸如观点采择的能力。”其他人的观点则不同，他们偏好狭义的解释，更多地关注这些成分的区别。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于2016年出版了《反对共情》一书，引发了公众对共情的讨论，而讨论的焦点正是关于上述共情的不同定义。在书中，布卢姆花了很多笔墨写他不喜欢的共情。在他看来，情绪共情并非道德行为的坚实基础。他辩称，“没有它我们会更好”。尽管我们无法真的摆脱情绪共情，但布卢姆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共情并不总是好的，即使德瓦尔也承认这一点。在一本出版于2009年的著作中，德瓦尔写道：“共情和善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共情还会引起情绪困扰。同时，共情自身带有偏见，它偏向与我们亲近的人，对其他人却并非如此。
专家们认为，美国社会当前产生的严重分裂就将共情的内在偏见展现得淋漓尽致。“和你曾伤害过的人或者观点不一致的人换位思考，真正理解他们的感受很困难、很痛苦、很不舒服。”扎基说。
随着共情研究的成熟，人们对共情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它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情绪，通常取决于发生的具体情形。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希望更好地理解共情如何作用：它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害。好消息是，从最广泛意义上来讲，共情不是一个流行的心理学迷思。实际上，共情可以通过训练习得，帮助解决争端。但是，进行共情教育需要极为小心。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平与冲突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认知神经科学家埃米尔·布吕诺研究共情在化解冲突中的作用，但他也警告说：“我们必须认识到共情的缺点，在干预之前要进行测试，确保这些缺点不会导致相反的后果。之后再利用这些信息开发更有效的干预方案。”
2.共情的多层现象
虽然心理学家对共情的兴趣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但引入神经科学的方法来探索共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与情绪共情相比，认知共情是指我们更加努力地去理解、推理他人的状态。这种能力也叫作心智推理。它在儿童1岁时出现，之后持续发展直至成年。研究表明，大脑的心智推理网络包括颞上沟、颞极和颞顶联合区，还包括与反思自我相关的内侧前额叶皮层。
当共情的某个成分缺失时，这个成分的作用也就体现得最明显。自闭症患者几乎没有采取他人视角的能力，而精神变态者，虽然能够理解他人的感受但却严重缺乏对他人的共情关心。“他们能够辨别是非，但一点也不在乎，”芝加哥大学神经科学家让·德赛迪与同事基思·J·约德在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文章中写道。德赛迪主持的多个研究发现，在患有严重精神病的人身上，与共情有关的脑区的神经元连接和神经活动都表现异常。
在一篇发表于2016年的研究中，德赛迪与约德先用量表评估了265人的共情关心和精神病水平，以及他们对与正义有关的道德问题的敏感性。接着，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思考8个场景，并询问他们在这些场景中某种行为的被容许程度。比如说，当你在急着赶一班间隔很长的公交时，一个带着小孩的女士的钱包掉了，包里的东西撒了一地，你能不能接受自己没有停下来去帮助她？研究发现，认知共情而非情绪共情，让我们对帮助他人产生正义感（对不正义现象的感知能力或对于感知到的不公平现象的反应程度）。越是冷淡的人，就越不受正义感的驱动。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想要促使人们关心他人，鼓励观点采择和心智推理（都属于认知共情）比强调分享他人的不幸有效得多。”
2016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揭示了共情可能发生于哪个脑区，以及共情是如何产生的。在这篇文章中，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家詹姆斯·伯克特对社会性极强的草原田鼠进行了研究。研究者把两只异性草原田鼠同笼饲养数周，然后再将雌性田鼠短暂拿出——要么把它单独放置几分钟，要么给它的足底施加温和的电刺激，让小鼠产生紧张情绪。当雌性田鼠重新回到笼中时，伯克特的研究团队观察两只老鼠的社会性互动。如果雌性田鼠没有产生紧张情绪，两只田鼠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焦虑的样子。但是，当雌性田鼠受到了电击，雄性田鼠会迅速而强烈地给它梳理毛发。因为这两只田鼠在无电击时没有此类行为，同时也因为梳理毛发对雌性田鼠有镇静的效果，研究者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安慰行为。
留在笼中的田鼠会模仿被带走的田鼠的生理反应。而且，安慰行为的强度在不同的田鼠身上也不尽相同。当伯克特观测田鼠脑中的催产素（一种能够促进社会联系的神经肽）时，他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田鼠安慰行为的差异，取决于田鼠大脑某一脑区催产素受体的密度，而这一脑区跟辛格在人类身上确定的、能够对他人的疼痛产生共情的脑区位于同一个区域：前扣带皮层。随着催产素受体密度的增加，田鼠安慰行为的持续时间下降。
伯克特猜测，前扣带皮层的催产素信号可能编码了由他人的困境引发的自我情绪困扰。“对他人的不幸给予某种程度的关心，是诱发安慰行为的必要条件。但是，一旦个人情绪困扰过于强烈，个体就会选择逃避而不是卷入其中，”他说道。
3.共情的不足之处
伯克特的研究为共情的一个消极方面提供了可行的解释。当他人处在紧张或痛苦之中，我们的共情也是痛苦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时主动回避这些感受。“如果我对每一个比我情况差的人都产生共情，那我可能会把95%的收入捐给慈善组织，”扎基说。“与其让自己陷入一个要么内疚、要么贫穷的两难境地，我还不如不去想那些比我不幸的人。”在某些特定行业，比如医疗行业和执法部门，从业者经常会接触遭受苦难的人类，因此产生的大量个人困扰会妨碍他们正常履行职责。举例来说，因共情而产生过多倦怠感的内科医生自杀风险比其他人更高。
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共情带有偏见。“共情的演化，就是为了让人们对家人和朋友比对其他人有更多共情，”德瓦尔说，他对共情的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是说得通的，因为群体生活旨在保护成员避免被捕食，社交联系越强的个体更容易存活下来，繁衍后代的概率更大。因此，我们会本能地亲近亲朋好友而回避外人。在哈佛大学群际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米娜·奇卡拉看来，“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划出清晰界限的倾向，是人性的一个基本元素。”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研究中，布吕诺、奇卡拉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丽贝卡·萨克斯试图确定，共情的哪个成分最能促使人们做出跨越群体的帮助行为。他们招募了三组实验参与者：美国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在实验中，美国人需要考虑阿拉伯人的境遇，匈牙利人需要考虑穆斯林的境遇，而希腊人需要考虑希腊债务危机后德国人的境遇。
研究者评估了实验参与者的总体共情关心水平，以及“狭隘共情”水平，后者是指人们对自己群体和其他群体的共情差异程度。每组的实验内容稍有不同，在美国人-阿拉伯人这组，实验参与者阅读发生在诸如来自北达科他州的“贝丝”，或者来自埃及的“萨尔曼”等人身上的积极和消极事件。随后，研究人员询问他们“愿不愿意给阿拉伯人提供美国签证”，或者“愿不愿意给阿拉伯的慈善组织捐钱”等问题。
在每一种情形下，狭隘共情都能显著地预测结果：狭隘共情越高，利他行为越少。总体共情水平不能预测任何结果。
这一研究凸显了利用共情改善互不信任群体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即使你把冲突双方的孩子拉到一起，并设法提高了他们的总体共情水平，这也丝毫不会改变他们对于群体之外的人的看法，”布吕诺说。“如果他们与群体内部成员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你可能只是提升了他们对群体内部成员的共情，而非对群体之外的人的共情。”布吕诺指出，要想实现真正的改善需要精准的目标。
4.共情的可塑性
改善现状当然是共情干预的目标。但是，施暴者在被迫感受受害者的痛苦之后，会改变他们以后的行为吗？未必如此。1973年，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C·丹尼尔·巴特森和约翰·达利，进行了一项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之一，用极具讽刺意味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实验中，他们让神学院的学生作一场演讲，一些学生的演讲主题为仁慈的撒马利亚人；另一些学生的演讲主题则跟利他主义无关。根据事先安排，这些学生不得不匆忙地从一幢楼赶到另一幢楼去作演讲。在途中，每个学生都会路过一个在人行道上呻吟的不幸的人。研究人员观察哪些学生会停下来帮助他人。仁慈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并不能有效提高一个人帮助他人的可能性。事实上，处于忙乱之中，会显著降低人们助人的意愿。然而几十年后，现在是堪萨斯大学名誉教授的巴特森确定，跟那些为他人的不幸感到苦恼的人相比，对他人的不幸感到同情的人更愿意提供帮助。
自从在2004年发表她那开创性工作之后，辛格的研究兴趣开始完全集中在同情上。从2012年开始，辛格的实验室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同情训练的神经效应。在这里，同情被定义为一种包含助人动机的关心。这种同情训练运用冥想，把人们通常对亲密爱人产生的关怀心扩展到他人身上。研究人员发现，冥想训练增加了积极的情绪体验，即使在看到他人处于痛苦之中亦是如此。并且，冥想训练还增加了与观点采择相关脑区的活动。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辛格和同事总结道，这种形式的冥想训练可能是“一种克服共情困扰，强化心理韧性的新方案”。
扎基更多强调动机共情而非同情，尽管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他一直在探索，干预能在多大程度上强化“共情欲望”。在斯坦福大学，扎基和以研究思维定势如何影响表现而闻名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进行合作研究。德韦克发现，对智力有着固定型思维定式的人，认为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表现。而成长型思维定式的人，则抱着“我能做到”的态度，相信表现可以通过努力而提高。在发表于2014年的一系列研究中，扎基、德韦克和斯坦福大学的卡莉娜·舒曼发现，共情也存在相似的思维定式。与认为共情是稳定的、不变的特质的参与者相比，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提高共情水平的参与者更可能与群体之外的人换位思考。研究人员认为，未来的干预方案应该强调共情的可塑性。
在发表于2016年的一系列研究中，扎基揭示了群体规范会让人们更加乐于助人。举例来说，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先决定从1美元当中拿出多少捐给慈善组织，然后才知道其他人是捐多捐少。一开始，参与者的平均捐献金额是9美分。但是，当参与者看到其他人的慷慨行为后，就会大幅提高自己的捐献金额。最后，这些人的捐献金额是看到吝啬行为的参与者的两倍。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贾森·奥科诺法，正在把这些发现应用于学校教育。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他研究了教师们跟纪律有关的思维定式，并寻求加以改变。首先，奥科诺法和同事随机分配教师阅读两篇短文。一篇文章讲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帮助学生学会自制的重要性；另一篇文章讲惩罚是教师掌控课堂的关键。随后，当问及如何处理违纪事件时，如果老师读的是共情式心理定式短文（第一篇），他就不太会选择惩罚性措施。在第二个研究中，大学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中学生，在课堂上总是走到垃圾桶那里丢垃圾，扰乱课堂秩序，惹老师生气。研究人员询问参与者，如果此时老师的反应是将他留校（惩罚性的），或者询问之后把垃圾桶拿到你的课桌旁，他对老师的尊敬程度有什么变化。和预期一样，学生对于共情式老师表现出更多的尊敬。
最后，奥科诺法做了一个随机试验，检验一个简单的线上共情干预课程能否在整个学年发挥作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三个地区的五所代表性中学的数学老师参加了这个试验。跟对照组相比，接受了共情干预的老师，他们的停课学生只有未接受者的一半。目前，奥科诺法正把这一研究推广到20个学校。
需要注意的是，奥科诺法明确指出，在他的共情干预中，教师不需要站在学生的立场，认同他们的观点。他更强调理解和尊重学生的看法。正如他和同事在2016年的那篇论文中写的那样，其目的是“在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前提下”执行纪律。这还是共情吗？奥科诺法认为是。这是共情的放大版，并且它很有益。
（本文译者孙亚斌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疼痛共情或情绪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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