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代际研究的尴尬处境

    【文艺观潮】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将一些代表性的“70后”作家的作品结集出版，是一批“70后”作家的整体亮相。这套书的序言，开宗明义地写道：“当我们决心要把一群‘70后’作家装入一个笼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人的创作确乎很难从总体上做出涵盖与评价。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在主编者看来，“‘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而“80后”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依照这样的话语体系，主编者很自然地将“50后”“60后”作家命名为“历史共同体”，并认为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对历史有着大体相似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既无法形成“历史共同体”，也无法形成“情感共同体”，只落得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样的概括、分类和命名，是否站得住脚姑且不论，“70后”作家的代际尴尬，已经被再次明确表达了出来。

    “70后”作家的被遮蔽由来已久，是早就被评论家所意识到和发现了的。关于“70后”作家的特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很早就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他们认为“70后”作家的被遮蔽是因为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在我看来，也有部分来自批评家的原因。20世纪末，“70年代人”中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书写，是不是也曾被一只“看不见的”“批评的手”，先打造成名然后被带向无以为继以致彻底休克的境地呢？曾经鼓噪一时的卫慧、棉棉们，早已经偃旗息鼓乃至离开了文坛。评论家何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新作家”应当追求“年轻而不同”》中，敏锐地提出，固化的文学观也影响到今天的文学现场，尤其是年轻作家的成长。他对写得并不坏的“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的写作者，是否会因为因袭已经成为文学惯例的所谓的“我们的文学观”而只是生产着“旧文学”，提出他的忧虑。而我要进一步说的是，固化的文学观，是不是应该成为“50后”“60后”文学评论家们深入反思的问题？今天的文学批评，虽然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可以实打实地引领创作潮流，但时至今日，“50后”“60后”评论家，依然掌握理论批评乃至创作引导的话语权，他们对于“70后”作家和其他代际作家持有何种姿态和如何引导，依然非常重要。不能不承认，他们拥有一只“看不见的”“批评的手”……

    评论家对“70后”的代际命名，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就是“70后”作家们也不愿意或者说更加不愿意被同一化到“70后”作家这样一个类属。作家的个性，是被所有作家包括“70后”作家乐于认同和接受的。笼统地以“70后”作家这种代际命名，的确有抹杀差异性之嫌。其实不只是“70后”，像“50后”“60后”作家这样的命名，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用一个代际的概念，来掩盖和抹杀所有作家的个性特色是不可能的，但是又必须承认，有时候它确实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有效手段。同一个代际的作家，包括“70后”作家，总还是有大致相近和可以沟通的时代经验、历史记忆、教育背景等。从一个代际的作家身上发现的一个理论批评或者创作特征的问题，可以为进一步的作家个案研究提供依托。从事作家个案研究，离不开对前代、同代作家的了解。从这个角度讲，对于代际的身份，没有必要过分排斥。

    追寻一下近年流行起来的作家代际命名的来由，亦可见“70后”代际命名背后的尴尬。代际的概念和命名，最初应该是来自“80后”批评家和作家的概念与命名，然后所谓的“50后”“60后”“70后”“90后”乃至“00后”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从“80后”倒推和正推（补推）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创作和批评的“黄金时代”。当时培育的大批评论家今天依然供职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作协系统，仍然是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引领着批评的风潮，甚至直接影响到年轻评论家队伍的素质。近年文学批评家尤其“80后”批评家的崛起，已经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是各方力量携手，共同推动的结果。2013年，被称为“80后”批评家元年，召开“80后”批评家专题研讨会，出版“80后”批评家丛书，各方力量的积极介入和有意培育显而易见。

    在这种情况下，“70后”是由“80后”概念倒推出来的概念。“70后”作家和批评家，几乎被人为地造成了一种代际生存的尴尬，慢慢应该会形成一定的代际焦虑。且不说“70后”作家整体上的创作实绩，确实是“80后”“90后”目前所远不能比的，就是文学史也不可能绕过一代人而往下书写。可以说，“70后”没有被格外培养、助推，未经过充分的长成期，就被有意虚置，是不正常的。推新人的工作永远重要，但推新人不等于揠苗助长。文学创作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为文学批评从事者、组织者的主观意图而发生改变。写作和文学，需要天赋和才华，但也都是在积累和历练当中一路前行的，文学批评其实也是如此，违背作家创作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伤害的只能是文学本身。

    这套书系序言里将“80后”称为“情感共同体”，是非常准确的。据我所知，年轻的“80后”学者，已经在从事“新世纪文学史书写中的‘80后’写作”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其中也包括“80后”批评家怎么被纳入批评史的情况……那么，“70后”的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呢？“80后”学者、评论家，格外重视对同代际作家的评论和研究，甚至急于将刚刚起步的“80后”作家写作经典化。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想要属于“50后”“60后”序列的知名评论家来关注“70后”作家的写作，他们主观上是否有足够的积极性姑且不论，就是关注到了，他们能不能悉心和认真地对待“70后”作家的作品，恐怕也是个问题。而且，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评论偏好——发现新人、推举新人和形塑新人。“80后”批评家和学者，从“情感共同体”的角度，他们要先研究自己代际的作家，然后才去研究别人——似乎有这么一个问题。很多有成就的“70后”批评家，他们在最初的时候是被裹挟到“80后”批评家的一些学术活动当中去的。

    而“70后”批评家在此前的评论和研究当中，偏于对“50后”“60后”乃至更年长的作家的研究，偏于对已经比较经典化的作家的研究，一直较为忽视对同代作家的评论和研究。同代的学者和评论家，基于相同或者相近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历史记忆和情感经验等，研究同代作家其实更加得心应手和得天独厚，理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到“70后”作家的作家论、作品论的研究上来。

    而且要格外重视学理性批评对于推进“70后”作家评论和研究的重要性。口水式、吹捧式文章，各式各样的酷评，对于“70后”作家的研究，作用恐怕不大，可能还有负面效应。应该充分重视学院派、学理性的批评文章，在推进“70后”作家研究当中的价值。这种学院派、学理性的评论文章如果可以越来越多，针对“70后”作家个案研究的作家论、作品论越来越多，其实就自动生成对“70后”作家、作品的一种经典化的过程——亦即遴选出优质的作品。这个工作显得越来越迫切。

    我对“70后”的作家抱以很高的期望。这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那就是经过历练，“70后”作家的创作越发成熟，他们的写作实绩已经蔚为壮观。魏微、朱文颖、乔叶、金仁顺、李师江、徐则臣、鲁敏、盛可以、计文君、付秀莹、路内、李修文、哲贵、石一枫、东君、朱山坡，等等，已经构成“70后”小说家的主力群体。“70后”学者和评论家，应该多为“70后”作家做一些工作，这本身也是文学发展规律和当下文学批评现状向“70后”批评家提出的一个要求。

    （作者：刘艳 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