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外交：一视同仁 咸乐其所

    明朝与周边及世界许多国家有着广泛的交往，谱写过对外交流的辉煌篇章，也经历过曲折和低谷。其外交继承了传统朝贡外交模式，又注入新的内容。在新航路开辟后，明朝朝贡外交受到挑战，在逐步成为世界经贸交往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失去了主动融入、引领世界潮流的机会。

一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法古哲王之道，飞报四夷酋长，使知中国之有君”，开启了对外交往之路。朱元璋明确表示对各国要“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即对各国平等相待、彼此各得其所，以期达到“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的目标。秉承这个理念，洪武时期友好交往成为中外关系的主导原则。

    明朝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朝贡外交模式，在这个模式下，朱元璋强调“际天所覆，皆朕赤子”，各国对明朝应有尊崇的态度，具体表现包括朝贡和“通音问”等。事实上，明朝更看重的是朝贡的象征意义，而不是朝贡的物品，认为关键在于心诚。

    在确立朝贡体制的过程中，朱元璋表现出天下共主的责任意识，对各国事务比较关注，但始终强调各国自行处理内部问题，即“听彼自为声教”。明初外交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制定了“不征之国”的国策。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宣谕群臣，海外各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因此，“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他的这个思想在《皇明祖训》中得到进一步明确，除“西北胡戎”外，其他包括朝鲜、日本等在内的15个国家被列为不征之国。朱元璋认为，“限山隔海”的各国“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因此后世子孙不可自恃强大，贪一时战功。确定不征之国，表达了洪武时期的外交在保证本国安全的前提下，与周边及各国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二

    朱元璋的外交理念和实践奠定了明朝外交的基础，其政策也得到后世的继承。明成祖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欲使之各得其所。”这与朱元璋的外交理念是一致的。

    永乐时期的朝贡外交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明王朝通过持续的远航，密切了与各国的关系，招徕了大批朝贡国家，各国朝贡之使充溢京城馆舍，其中仅国王亲至明朝的就有11位，而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一次来朝的就有16个国家、1200人。从而谱写了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壮丽篇章，成为明代外交最为辉煌的时期。

    频繁的朝贡外交促进了中外贸易往来。如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在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诏和赏赐后，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与当地民众进行贸易。在阿丹，“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交易”；在祖法儿，其国人皆将乳香等“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而各国来朝贡的目的之一也是与明朝进行贸易。

    永乐时期，明朝在周边各国友好交往中发挥了很大的主导作用。首先，支持各国通好。永乐二年（1404年）有暹罗去琉球通好的船只飘到福建海岸，当地官员没收了货物。朱棣闻之说：“不幸遇风，正宜可怜，岂可因以为利！所司其治舟给粟，俟风便遣赴琉球。”其次，调节各国间的纠纷，保护弱者。永乐元年占城使者入贺朱棣即位，并控诉被安南入侵掳掠之事。朱棣遣使前往安南，赐以绒锦、织金文绮等，并告诫安南王要息兵修好。暹罗在地区事务中恃强凌弱，引起各国不满，并报告明朝。朱棣即敕谕暹罗国王说：“占城、苏门答腊、满剌加，与尔均受朝命，比肩而立，尔安得独恃强拘其朝使，夺其印诰？”让其送还使者，归还抢夺的印诰。此外，明朝还对阻隔海上通道的海盗进行打击，如郑和剿灭海寇陈祖义等，保持海道畅通，保护商旅往来。永乐时期的外交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远方万国，无不臣服”，但也有一些值得改进之处。如过于强调“厚往薄来”政策，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

三

    宣德以后，明朝外交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招徕朝贡者的航海活动只在宣德后期进行过一次，而对陆路朝贡使团的管理也持续加强。成化时期，明宪宗与一些官员试图恢复航海活动，但遭到朝臣的抵制而作罢。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葡萄牙船队发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弘治十一年（1498年）左右，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东西方之间的新航路。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明朝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就此丢失。新航路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也使明朝的朝贡外交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

    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出的使臣乘船到达广东，这是明朝与西方使者的第一次接触。广东官员奏闻朝廷，得旨令其回国。后几经曲折，使臣始终没有获得觐见皇帝的机会，最终在嘉靖时病逝于中国。

    两国首次交往的失败，固然有葡萄牙使团在明朝境内的一些恶劣行径造成不良影响的原因，而根本上则在于明朝视葡萄牙为朝贡体系的破坏者而予以回绝，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其维护原有朝贡体系的一次努力。为此，明朝还出台政策，“不賫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这就阻断了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与明朝正式交往的可能性。随之而来的，是海上走私贸易的发达，以及海上贸易集团对沿海地区的骚扰。

    此后，明朝广东地方政府明确了葡萄牙商人居住澳门的政策，隆庆初年明朝在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出海贸易。但直到明末，明朝中央政府始终没有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式关系，而原来朝贡体系中的国家或被殖民者占领，或受到重重阻挠，能够继续保持往来的渐渐只剩下朝鲜等少数周边国家。

四

    明代的朝贡外交经历过辉煌，也遇到了挑战，其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而固守始终不变的理念，最终失去了主动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这段历史给人以思考和启迪。

    朝贡外交是当时相关国家共同认可的模式，明朝统治者一视同仁、各得其所的外交思想，既视天下为一体，彼此存在广泛的关联，又强调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体现了广阔的视野和胸襟，有利于人类的团结与世界的和平。这是宝贵的思想财富。

    明朝外交的成功，积极主动、勇于开拓是重要原因。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西亚、欧洲和北非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在众国林立、国情各异的情况下，为了共同的利益，有条件的国家应该有所担当，共谋发展。同时也必须坚持国际交往中的双赢原则。只顾本国利益，将失去国际伙伴；一味“厚往薄来”，难免影响自身发展，永乐时期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即为明证。

    明中期以后朝贡外交遇到的困境，显示出统治者对变化了的世界反应迟钝，以及对外部世界变化过于消极的接受态度。尽管在新的国际大势没有充分显现之时，要求明朝人对正在变化的世界给予准确预测是不现实的，但与外界保持经常性接触，而不是抱残守缺，才能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并积极调整和应对，最终形成新的应对方式和外交模式。

    （作者：张兆裕，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雅洁，系廊坊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