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学者的初心

    【述往】

编者按

    在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的记忆之中，恩师童庆炳先生学识渊博、不忘初心、率先垂范、立德树人，是一位真正的学界楷模。作为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童庆炳在文学审美论、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文化诗学、中国古代美学、《文心雕龙》研究等领域均有重大建树。他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砥砺奋发，致力于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为中国文艺学的体系建设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童庆炳主编的多种文学理论教材（尤其是《文学理论教程》）被全国高校广泛使用，充分发挥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育人功能，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童庆炳先生去世之后，我已写过多篇关于他的文章，但时至今日，他在学术层面的成就还几未触及。不是不想写，而是觉得这一块分量太重，我还没有准备好。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只能讲述一些童老师治学方面的故事片断，也权且把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写在这里。

人生抉择

    童老师晚年常常会讲起一件往事。

    那是1984年，童老师从北师大中文系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了研究生院副院长。一年之后，他开始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先是校方，随后又是相关部委，均有意让他担任要职。但这两次机会都被他拒绝了。1986年，一个更大的机遇又不期而至。当时，相关部委在全国物色人选，又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里进行民意测验，测验的结果均是童老师名列前茅。于是，又有人登门相劝，但来者还是被童老师的一句话轻轻地拒绝了。

    关于拒绝的原因，童老师也曾多次与我们谈起，在即将出版的《童庆炳口述历史》中，有这样郑重的表述：“我为什么不愿意呢？说老实话，我当时没有把我的思想亮给他们。就是讲，如果我走当官那条路的话，也许我会得到很多利益。但是我就把学问丢了，把学生丢了。这是我不愿意的主要原因。”

    以我对童老师的了解，我相信，这就是他的真实想法。或者是，当他在学术之路上长期跋涉也把学问做到一种境界之后，他已经有了呈现真实想法的底气。他后来的成就照亮了他当初的选择。

    这件往事常常会让我心生感慨。那个时候，童老师正是50岁上下的年纪，只要他点个头，仕途便是一片光明。而且，以我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他也确实是个难得的帅才——站得高，看得远；重情谊，讲原则；胸怀博大，足智多谋……然而，在那个从政还是治学的关键时刻，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做法或许“很傻很天真”，但我却以为，这就是童老师的“不忘初心”。记得德国思想家费希特说过：“听从这呼声，忠诚老实地、无拘无束地、无所畏惧地、不假思索地服从这呼声，这就是我唯一的使命，这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目的。我的生活不再是没有真理、没有意义的空洞游戏了。某种事情之所以必须做，纯粹是由于它必须做；这就是在我所处的这种情况下良心恰恰要求我做的事情；我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并且仅仅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为了认识它，我有知性；为了完成它，我有力量。”（《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费希特的这番说法完美地诠释了童老师的选择。

    为了彻底回到学术岗位，1989年元旦那天，童老师递交辞呈，主动去职（研究生院副院长），当上了一名普通教师，专心做起了学问。

    由此我便想到，当我们考察一位学者的学术人格时，必须把他对学术的信仰、追求、忠贞和投入程度以及献身精神考虑进来。由此观之，童老师的学术人格无疑是纯粹、坚实而强大的，因为他早就明白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

思维方法

    在从政与治学之间，童老师显然是“非此即彼”。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他却是鱼和熊掌的“得兼”论者。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亦此亦彼”。

    实际上，“亦此亦彼”并非童老师的发明，而是他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镀亮了恩格斯的一个说法。童老师曾经回忆道，“文革”时有所谓的“天天读”，而所读的书则是《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时，他因缺乏专门知识，读不大懂。“但因为看的遍数多了，其中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思想，后来对我的学术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恩格斯在书中提出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不一定非此即彼，可以‘亦此亦彼’。这是一种思考问题的重要方法，我不但记住了它，而且后来看问题，就往往采用‘亦此亦彼’的方法。”（《又见远山 又见远山：童庆炳散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打开《自然辩证法》，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其中的相关论述。恩格斯认为：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遵循的是普遍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而辩证的思维方法则“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通过中介相联系；这样的辩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童老师把这一思维方法拿过来，活学活用，其学术思考也就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柔韧性。

    举个例子。“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是童老师晚年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所谓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性评价。在此意义上，经济大发展无疑是历史理性中的重要内容。然而，因为发展经济，又带来了环境污染、贪污腐败、拜金主义乃至种种社会问题，于是又有了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以人文主义为价值立场，强调的是对人和人的尊严的肯定。童老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作品，要不偏向于历史理性，要不倚重于人文关怀，实际上是把许多问题简单化了。优秀的作家作品应该像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的《告别马焦拉》那样，徘徊于“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只有这样，作品才有看头，文学才有奔头。

    于是，童老师向作家大声疾呼：“作家们，你是选择‘历史理性’还是选择‘人文关怀’？我的忠告是，你们千万不要陷入这种‘选择’的泥潭中。”“真正的文学家决不在这两者中选择，他的取向应是‘人文－历史’的双重张力。他既要顺应历史潮流，促进历史进步，同时他们又是专门在人的情感领域耕耘的人，他们更要有人的良知、道义和尊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艺术地体现出来。如果说历史理性是‘熊掌’，人文关怀是‘鱼’的话，那么在作家这里这两者都要。”（《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童庆炳文学专题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这是“亦此亦彼”思维方法的典型例证。童老师把这一方法贯穿在所有思考中，他的学术研究因此也就变得中正平和，不偏不倚了。

研究路径

    “亦此亦彼”是童老师的思维方法，落实到学术研究中就形成了一种治学路径：将矛盾提升为原理。

    1986年，童老师申请到了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心理学美学）研究。在带着研究生做课题的同时，他也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研究。然而，当他开启“亦此亦彼”的思维方法时，却发现创作心理活动矛盾重重：审美知觉既是无关功利的，又是有关功利的，既是对现实的超越，又要受现实的制约；审美情感既是艺术家自我的情感，又是人类的情感概念，既是内容情感，又是与之相对抗的形式的情感；审美想象既具有主观意向性，又具有客观逻辑性……

    这一对对矛盾与冲突起初让童老师感到困惑，又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天，童老师翻阅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的一本书：《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忽然被其中的一段论述“击中”了。海森堡说：“在物理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凡是由于出现上述这种原因而对以实验为基础的事实不能提出一个逻辑无可指责的描述的时刻，推动事物前进的最富有成效的做法，就是往往把现在所发现的矛盾提升为原理。这也就是说，试图把这个矛盾纳入理论的基本假说之中而为科学知识开拓新的领域。”

    读到这段文字时，童老师大喜过望，异常激动地说：“这简直是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突然遇到了一道金光，它是那样的耀眼。它给我的启发太大了。如果说这本书中主要的章节多少有些新颖、独到之处的话，那么这都要归功于海森堡和他这段话。”（《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以我的理解，童老师能从海森堡那里获得灵感与启发，一是他在“亦此亦彼”的诸多现象中徘徊既久，所谓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二是他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论热”的历史氛围。那个年代，文学、美学研究者纷纷向“老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寻求方法论资源，我记得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一译“不确定性原理”）就异常火爆。童老师能去读海森堡的书，估计既是启获新知，又是慕其名气。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方法论”虽也开了点脑洞，换了些视角，却毕竟是雨过地皮湿，并未修成正果。而童老师的这一发现，却让他取到了“方法论”真经。因为在其后的许多年里，无论他思考何种问题，晃动的似乎都是“将矛盾提升为原理”的理论武器，仿佛林冲手中的丈八蛇矛，用得真是得心应手。

    从“亦此亦彼”到“将矛盾提升为原理”，既是童老师的治学之道，很可能也是许多学者的一种选择。因为许多理论家做了一辈子研究，最后能够留下来的也就是一两个“原理”性的命题。于是，我们提起阿恩海姆，立刻会想到“异质同构”；说起克莱夫·贝尔，马上会出现“有意味的形式”；面对萨特，“他人即地狱”会浮现在眼前；琢磨阿多诺，耳边又会响起他的警钟长鸣：“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我不敢说童老师已进入到上述理论家的谱系之中，但至少，他已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了。而他努力的方向，也应该是我辈学人奋斗的目标。

晚年反思

    2012年前半年，童老师应出版社之约，编出了自己的一本自选集。集子编完后，他又写出一篇万字长文——《我的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之旅》，作为这本书的序言。写到结尾处时，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出现了：“新时期过去了三十余年，转瞬之间，我已从中年迈入晚年。我从审美诗学起步，经过了心理诗学、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的跋涉，最后一站来到文化诗学。这就是我的新时期的文学理论之旅。回顾所走过的路，总觉得所做的太少，留下的遗憾太多，论文和著作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我清楚知道，我离我的学术研究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未能像某些大家那样达到那种令人神往的境界。但生命的火焰即将黯淡，我可能再做不了什么来补救了。遗憾将陪伴上天留给我的日子。”（《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童庆炳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我之所以把这段文字完整抄录如上，是想呈现童老师念叨“单元论”的具体语境。记得那是2013年12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年终总结会在那天下午进行。临到童老师发言时，他说：我今天计划讲“两论”，一是“体制论”，二是“单元论”。什么是“单元论”呢？人生实际上是按单元来过的，十年一个单元。从做学问的角度讲，一个人一生大概有五个单元，好的话有六七个单元。这个道理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悟到的：1989年我辞去研究生院副院长，回到教研室，专心做研究和搞学科建设，用十年时间把我们的文艺学学科建成了国家的重点研究基地，所以对于我来说，1990年—2000年，这是其中的一个单元。一个学者在某个单元中只能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去研究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只有抓住他（它）不放，你才能把他（它）做到极致，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我虽然也研究了一番《文心雕龙》，花了不少时间，但十年中却并没有把它研究到极致，没有成为这个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兴趣太泛了，一会儿我研究文体诗学，一会儿又去研究文化诗学，兴趣很容易转移……

    说实在话，这番自责之辞还是让我很受震动的。“十年磨一剑”的道理其实大家都懂，所以，它在我们这里已了无新意，也无法引起我们的重视。童老师用“单元”重新命名，换了一种说法，一下子就让这个道理有了一种陌生化效果。

    因为对自己不满意，童老师悟出了这个道理；又因为他要让后来者引以为戒，他又用“单元论”名之，以使它更醒目，更刺耳。至少，在我这里，当时就有冷水浇背，陡然一惊之感。心中不禁暗叫一声：哎呀，童老师这不是在批评我吗？于是我开始“痛说”自身经历：我这个人太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我用了一个单元的时间才考了个博士……

    那时候，距离童老师的突然辞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就在那段时间里，“单元论”成了他大小场合反复讲述的话题。例如，2014年3月26日晚，童老师为文艺学专业的硕、博士生做了一次讲座：《漫谈文学理论的学术研究》。他以韩兆琦研究了一辈子《史记》、冯天瑜写了本扎实的《“封建”考论》为例，继续发挥着他的“单元论”说：做学问要像捉跳蚤那样，一个指头去摁才摁得住，如果满把手去捉，跳蚤就逃之夭夭了。于是，我最后总结说：此前开会，童老师就详细阐述过“单元论”，如今他又把自己的思考深化了一步，发明了一个“跳蚤论”。众皆笑，童老师也乐得呵呵有声。

    现在想来，无论是“单元论”还是“跳蚤论”，那里面都融入了童老师自身的感受、体验和富有诗性智慧的思考。他做了一辈子学问，留下了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却一直谦逊、低调，让我等晚生后学不敢有任何张狂的理由。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赵勇，1963年生，山西晋城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专职研究员。兼任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