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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6日 星期六

    科举文献整理的新成果

    ——读龚延明主编点校本《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作者:刘京臣 《光明日报》( 2017年12月16日 11版)

        隋唐以来,中国有“科举社会”之称。科举制成为我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主渠道。科举取士,自隋唐至清,沿用一千三百余年,为历代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转,输送了大量人才。唐五代共有一万余人登科。两宋三百余年,共举行了118榜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约十一万人。明代近三百年间,举行了89次科举考试,登科者有两万四千余人,清代亦有近两万六千余人登科。

        然而明代之前,原始的、完整的登科录,仅存南宋《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和元朝《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值得庆幸的是,“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迄今尚未发现唐宋时期的乡试录、会试录,相形之下,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就显得格外珍贵,正如龚延明先生所称“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文献》2016年第5期)。

        在海内外读者期盼之中,宁波出版社将天一阁镇阁之宝——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于2006年至2010年影印出版。嗣后,与龚延明先生及其团队合作,又将这些古籍珍本“转换成图片和文本数据,并通过主题词编辑技术建立了古籍资源数据库”,涵盖了《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以及《登科录》56种中的45种,总字数达到1237万字,初步建构起天一阁藏明代科举文献的数字化体系。其中,《乡试录》277种,是迄今为止海内外首次整理出版的科举录,弥足珍贵。

        2016年,在此数据库基础上的文本版《乡试录》及点校本《会试录》《登科录》正式出版,从影印本到数据库,再到文本版、点校本,这既是“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优秀成果,又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一项成就,标志着明代科举录文献数字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完成了科举文献从传统影印向数字化的转变,更便于读者使用。从影印到数字化与纸质文本点校整理同步出版,这是文献整理从单一的传统模式到多元化的转型。

        与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试相应的,点校整理本《乡试录》《会试录》《科举录》,涵盖了明代科举考试不同层级的试卷内容与登科人物资料,这为了解某科、某地、某级的具体科考情况,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是明代科举文献的渊薮,为读者研究明代科举带来极大方便。我们以成化十七年(1481)为例,此年的一甲三名分为王华、黄珣、张天瑞:

        王华,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儒士。治《礼记》……浙江乡试第2名,会试第33名。

        黄珣,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国子生。治《礼记》……浙江乡试第1名,会试第259名。

        张天瑞,贯山东东昌府清平县,军籍。国子生。治《诗经》……山东乡试第3名,会试第26名。

        一甲一、二名皆为余姚人,且皆习《礼记》。这是否意味余姚人比较重视且长于科举,是否意味着当地有以《礼记》应举的风尚?

        据考察,成化十七年,仅余姚一县就有王华(一甲第1名)、黄珣(一甲第2名)、陈伦(二甲第29名)、毛宪(二甲第43名)、翁迪(二甲第46名)、徐谏(三甲第16名)六人入三甲。六人中,除翁迪习《易经》外,其余五人皆习《礼记》。

        通过对有明一代的余姚县入三甲者情况进行梳理,能够发现,其中习《礼记》《易经》者最多,仅胪列余姚县荣登一甲者(前三名)如下:

        谢迁,成化十一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王华,成化十七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黄珣,成化十七年,一甲第2名,治《礼记》;

        谢丕,弘治十八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韩应龙,嘉靖十四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孙升,嘉靖十四年,一甲第2名,治《易经》;

        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一甲第2名,治《春秋》。

        八人之中,三位状元、三位榜眼、两位探花。六人治《礼记》,一人治《易经》,一人治《春秋》。这充分印证了陈时龙先生在《明代科举与地域专经》一文中指出的该县“科举中式人数特别多,而士人擅长《礼记》和《易》,以一县而擅长两种经典,是地域专经现象中比较特殊的案例”。

        若对这个名单进行细化,会发现更多信息。

        成化十一年登第的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天下称贤相”,“请诛刘瑾不克”而求致仕归。被夺诰命,天下咸以为其危,却能“与客围棋、赋诗自若”(《明史》卷一八一)。其子谢丕,弘治十八年进士及第,“历官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父子鼎甲,可谓盛矣。那么,明代科举史上,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父子鼎甲的情况?是否有祖孙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再进一步,是否有一些长于科举的家族?若有,这些家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家族与宋代以科举著称的家族有着怎样的异同,又有哪些新变?这些疑问,皆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考索。

        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两科的状元、榜眼皆为绍兴府余姚县人,这在整个明代科举史上也不多见。更为奇绝的是建文二年(1400),一甲三人皆为江西吉安府人,第一名、第二名胡靖、王艮都是吉安府吉水县人,第三名李贯是庐陵县人;与之相似的还有宣德五年(1430)一甲林震、龚锜、林文皆为福建人,分别来自漳州府长泰县、建宁府建安县、兴化府莆田县。其实,永乐十年(1412)、景泰五年(1454)、天顺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成化五年(1469)、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三年(1490)、弘治六年(1493)等年皆曾出现过一甲三人中有两人来自同一省份的现象,但像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以及建文二年、宣德五年这类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为何浙江、江西、福建、直隶等地不仅能在科举中占据优势,还能在三甲中占据优势?另外,这些地区是否一直占据优势,若发生过变化,又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原因何在?这些疑问,亦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探讨。

        例如王华,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其子王阳明(守仁),登弘治十二年进士,文武兼善,终明一朝,赫赫有名。学界对王阳明和王氏家族关注颇多,然未见以《科举录》反映的科举人物关系网为文献依据,进行研究,这给学界深入研究王阳明提供了空间。

        成化十六年,杨继宗“尝监乡试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当大魁天下,吾为朝廷得人贺耳。’及拆卷,王华、李旻也,后果相继为状元”(《明史》卷一五九)。王、李二人乃是成化十六年浙江乡试第二名和第一名,后“一举中双元”,分别成为成化十七年、成化二十年的状元。这也是明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举中双元”这种或类似情形在明代科考中是否还存在?

        再如,黄佐《翰林记》多记载自洪武至正德、嘉靖间的翰林掌故。据此可知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皆出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翰林记》卷二〇)……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等人复继之,多有诗酒唱和。这带给我们另一个启示:以《科举录》为依托,有了已经数据化的《科举录》信息,结合明代史籍、文集、笔记进行研究,从地域、家族、出身、文学与政治倾向等角度详尽考察整个明代官员、士人交游与互动成为可能。以上,限于篇幅,仅从一个视角考察《登科录》(殿试录)而已。

        而由龚延明主编,经点校整理出版并已数字化的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3册225万字)、《会试录》(2册149万字)、《乡试录》(863万字),总15册、1237万字,是一个卷帙浩繁、明代三级考试原始文献的宝库,犹如一座金矿,科举资源极其丰富,正待读者和有志者发掘和开采,为深度了解中国科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推动与科举相关联的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作者:刘京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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