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生活的文学创作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把文化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国运相连的地位，这是过去未曾有的。在这个开放而自信的新时代里，中国作家只有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于人民与生活之中，广泛地吸取世界文学的精华，才能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

文学与生活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人所创造的，也是人所要面对的万事万物，就是人在时间和空间里创造的一切。

    生活也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生活与物质有关，也与精神有关。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但文学不单纯是镜子，文学作品是被作家经过了内心处理过的、具有了一定审美形式的东西。作家既是生活的奴隶，又是生活的主人。作为生活的奴隶，是因为作家在具体的生活中，无法摆脱生活对他的影响和制约。作为生活的主人，是因为作家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他必然创造出一种生活之外的独特的文艺作品。

    文学和生活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生活一般是靠自己的力量生成的，是人所创造的。文学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对生活的简单模仿。歌德认为，作家写出的作品不是生活的自然的摹本，而是“第二生活”，是吸收了许多生活的表面现象，从生活中摄取了“意义重大，有典型意义的、引人入胜的东西，甚至给它注入更高的价值”。

    因此，文学作品就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存在，作家通过这个整体与世界对话，而这个整体在生活中是找不到的，它是艺术家自己的精神产物。既然作家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因而要想取得成就，就必须与时代融为一体。

    作家和生活的关系，可以从观察、体验、想象三个方向来发生密切的联系。这是作家应该具备的三种才能。当然，这三种才能，每个作家一般只要有一种突出，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写作了。有的作家善于观察生活。我曾经读过的一则关于俄罗斯作家的小故事，说是几个俄罗斯作家在咖啡馆里打赌，看看谁的观察能力强，他们对一个新进入咖啡馆的人进行观察之后，说出对这个人的观察结果。最后，每个作家描述了他们的观察结果。在这几个俄罗斯作家中，契诃夫胜出了。

    契诃夫不仅观察到了这个进来的男人鞋子上的泥巴，推断出他刚才走了多远的路，从哪里来，根据穿着，说出了这个人是什么职业，他的家庭构成，他的表情呈现了他现在为什么而烦恼，他的身体有没有疾病，他还要去哪里，他未来的生活中还可能发生什么等等，让作家同行大为折服。契诃夫是观察能力特别强的作家。他能通过一些细节，判断出一个人生活的各种情况和可能性。唯有在生活中成长、在生活中磨砺，对人和事物有着极大的好奇心和探究心，才能保持观察力的敏锐。

    有的作家，善于体验生活。体验，指的是用内心去体会和把握所经历的事、所面对的人的全部经验的一种心理反应。

    作家铁凝在一次作协的会上谈到一个如何体验他人生活的例子。她说，英国电影《单身汉》的男主演，为了去体验一个真正的单身汉的生活，几次拜访单身汉，结果都不被接受，甚至遭到了辱骂。但这个男演员继续上门，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懈地去接近那个单身汉。一次，趁着那个单身汉打开门缝，硬是挤了进去，最后，那个单身汉接受了这个男演员的靠近，和男演员抱头痛哭，对他敞开了单身汉的心扉，使得这个男演员最后成功演绎了电影《单身汉》里的绝佳单身汉状态。所以，铁凝说，体验他人、别处的生活，就要有一种“挤进去”的精神。体验生活，不是走马观花，不是浮皮潦草地走过场，而是要“挤进去”。体验生活，不走进陌生的、不熟悉的人物内心和场所的内部，就体验不到真正的生活的，这需要作家有体验生活的强大行动能力。

    有的作家，善于想象。对生活的万花筒展开无尽的想象，同样是作家才华的表现。想象力是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的翅膀。没有想象力，文学作品就失去了飞起来的能力，也失去了真实和美结合的魅力。

    有的作家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假如没有想象力，怎么可能写出历史和时间深处的精彩人物和故事？对他者的想象，永远都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作家莫言和苏童描绘旧时代生活，笔下的生活和历史场景，都是他们没有经历过的，都是需要动用想象力去进行再度构造，并成功完成了。失去了想象力，文学将不是文学，就失去了飞翔的翅膀。所以，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紧密无比，又有所区分。

    作家要有创造性书写生活的勇气和责任担当。歌德曾告诫青年作家们说：“要牢牢抓住不断前进的生活不放，一有机会就要检查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我们现在是有生命力的；也只有这样，在日后的考察中，才能表明我们曾经是有生命力的。只有了解了生活，认识了生活，才能塑造出各种力量运动的碰撞，紧紧依靠生活和现实是文学的基础，超越生活，就是文学作品成为作品的根本条件。”

贴近和挤进生活

    文学作品所建构的艺术世界，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模仿，而是作家吸收、摄取了具有典型性的生活细节之后的艺术创作。因此，这样的创作也赋予日常生活细节更高的精神价值。

    2006年，奥罕·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土耳其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奥罕·帕慕克出生于1952年，2014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我读了这本书以后特别吃惊，吃惊于奥罕·帕慕克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还能继续超越自我。诺贝尔文学奖像是一个终身成就奖，也被戏称为“死亡之吻”。一个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通常来说就写不出再好的作品，很难再完成自我超越了。而奥罕·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只有54岁，他获奖之后能不断地写出超越自我的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奥罕·帕慕克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在2015年年底，他又在土耳其出版了他的第十部长篇小说《红发女人》。在出版这部小说的发布会上，奥罕·帕慕克说：“我今年已经63岁了，我不仅写了10本小说，以后我还想再写10本小说。”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一个讲述钵扎（土耳其传统饮料）小贩麦夫鲁特的人生、冒险、幻想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同时也是一幅通过众人视角描绘的1969—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画卷。

    在麦夫鲁特还是一个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穷山村少年的时候，他就不住地幻想自己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

    十二岁时他辗转来到“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尔打拼，立刻被那些老城消逝、新城待建的景象所吸引。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土耳其的街道上贩卖钵扎。他与那些在城市繁华外荒凉处的居民一样，渴望致富。但是运气似乎永远都不追随他，他看着亲戚们在伊斯坦布尔暴富并定居；而自己却花了三年时间给一位仅在婚礼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儿写情书，最后却阴差阳错地和那女孩儿的姐姐私奔。麦夫鲁特人到中年，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巷里做过许多营生，酸奶小贩、鹰嘴豆鸡肉饭小贩、停车场管理员……

    麦夫鲁特珍惜自己的家人和妻子，可工作失意、生活窘迫仍不断挤压着他。无论如何，他仍然夜复一夜漫步在伊斯坦布尔街头，一边卖钵扎，思念自己的真爱，一边琢磨着脑袋里冒出的一个又一个怪怪的“东西”，这些念头让他自感与众不同。他，一个没钱没地位的钵扎贩子，既属于这个大都市，又在头脑中不停地寻找着另一种生活。

    作为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上层家庭的人，奥罕·帕慕克写一个街头小贩能够写得那么的真切、生动、具体，也让我大吃一惊。这部作品叙事结构还很有讲究。一般的作家会从1968年麦夫鲁特来到伊斯坦布尔写起，由麦夫鲁特这样一个小贩的生活、生平，他的家庭各种各样的变故，一路写下来，让你看到了土耳其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巨大变化，土耳其当代生活的变化都被写进了小说里。小说有大量的细节，使你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生活在那么一个喧哗、热闹逐渐变得越来越大的城市里，他对人性美的追求、对善的坚守。这是人性的美与力。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学作品，要阅读名著，为什么文学名著存在而代代有人读？所有的人物和故事直指人心、震撼人心，这样一部作品，我们读了以后会觉得土耳其有这样好的普通人，我们顿时对人类本身就产生了信心，这就是文学名著能带给我们的力量。

    帕慕克非常了解读者的心理，他知道写小说要有悬念，让你作为读者一起对这个故事也产生疑问，接下来再讲述主人公人生一段的成长，伴随着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城市由100万人变成了1700万人，变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城市的波澜壮阔。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伊斯坦布尔的大变化，大时代里的巨大变革对小人物的影响。

    麦夫鲁特跟这个私奔的姑娘后来结婚生子，她叫拉伊哈，是三姐妹中的老二，老大嫁给了大伯的大儿子，老二嫁给了他，他当年看上的那个大眼睛姑娘，其实是三姐妹的老三萨米哈。是他的堂弟苏莱曼耍了个花招，想把老三留给自己，然后就把麦夫鲁特写的信都送给了老二拉伊哈。但是很有意思的就在这，麦夫鲁特娶了拉伊哈，两个人婚姻过了十多年，生了几个孩子，结果后来拉伊哈得病，可能是难产去世了。去世以后，过了几年到小说的结尾，麦夫鲁特又把老三萨米哈娶了，老三萨米哈中间也有过一次失败的私奔，这就是人生各种各样奇妙的命运。我们每个人都有命运，命和运是无法分开的，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东西，运是可以改变的机遇，刚好有个机遇到了你身边，你抓住了，便改变了你的命运。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了人活在世界上命的部分和运的部分是怎么样运转的。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当代土耳其人的非常普通的、看似平常的爱情、婚姻、命运，但却波澜壮阔。至于小说的题目“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什么东西？作者一直没有告诉我们，实际上他也告诉我们了，就是麦夫鲁特在卖钵扎的过程中，每天走在大街小巷的东想西想。《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里塑造了一个非常有爱心、善良的普通人。

    我们中国读者读起这部作品来会觉得很亲切，会觉得麦夫鲁特也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普通人。所以，什么是名著？名著就是能够让我们普遍感受到一种对人世间的再认识，它会让你从内心焕发出一种人之为人的一些普遍的情感。而帕慕克也是因为不仅贴近了生活，而且挤进了游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小贩的生活里，才能写出《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这样的杰作。

将文运和国运紧密相连

    在新的全球化时代，有很多好故事，需要作家去挖掘和表现，作家的写作资源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我们不间断地翻译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中国读者阅读优秀作品的世界同步性增强了。与之带来的效应就是，中国作家在广泛吸收世界优秀文化营养的同时，也能积极参照自身的悠久历史文化，这能激发、激活作家们更多的创造性，作家们也写出了更多的好作品。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文化自信。

    在以往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也开始出现以中国人的眼光来评价世界文学的尝试了。从2001年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年都邀请专家、学者、作家组成评委会，来评选新世纪最佳外国小说，给出了中国人评判当代世界文学的标准。他们建立了严格的评审机制，连续十多年，评选颁发“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这个奖所颁发的世界各国作家中，有的如勒·克莱其奥，后来也很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中国的世界文学奖项有眼光很专业，受到了一些外国重要诗人和作家的关注和赞许。事实证明，没有文化自信所带来的文学眼光，这样奖的设立是不会成功的。

    这些年，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也深入开展走出去、请进来活动，通过国际作家写作营、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等活动，深度开展国际作家交流。在广泛的、与世界各个语种的作家诗人的交流中，中国作家以自身的魅力成了世界了解中国人心灵和文化的重要桥梁。中国当代作家在交流中，也激发出对自身文学和文化的自信。

    近年来，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安徒生文学奖、雨果文学奖、入围国际布克奖也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已经建立了对话，继伟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评价和研究体系，这也使得中国作家进一步有了信心。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这样的成就，跟与我们世界文学的交流也有密切的关系，当代文学的发展不是说把门关起来，莫言就出现了。这些作家继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像老树上生出的新枝，他们既受到了中国本土的文学、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他们跟世界文学也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各个国家、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之间，都会互相的激荡和影响。

    我们正处于一个由中国深度参与和引领新全球化的时代。作家必须要放眼全球，因为中国人每天都在世界各个地方创造着新的故事，这一全新的景象，是我们的作家过去所没有面对和经历过的事情。因此，书写和讲述中国人新的传奇，新的故事，是作家神圣的使命和责任。要更好地进行文化创新和文学创新，就要更深地扎根人民。作家只有身入、心入、情入人民，才能创作出人民认可的好作品。可以说，文化自信和创新发展相辅相成，对作家来说，以这两点为双翼，就可以更好地在文学的天空中飞翔。

    中国作家在创新发展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创新和创造，对于每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艺术形式和内容如何更完美地统一？如何在新媒介、新词汇不断翻新、涌现的情况下，寻找到更为适合的艺术表达形式？如何创造性地书写我们眼前丰富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是每个作家艺术家的任务，也考验着每个作家和艺术家的能力。我认为，作家、艺术家应该努力去寻求创作的难度。没有难度，就没有高度、厚度、丰富度。只有面对艺术创造性的难度，才可能创新、出新，才能有文学艺术的发展。

    一个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一定要有文艺的发展与繁荣相伴随。国运昌盛，文运必兴。面对新时代、新现实和新生活，广大文艺工作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舞台、新机遇和新动力，只要坚定信念，开阔视野，勇于创新，脚踏实地，深深植根于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之中，继往开来，再接再厉，就一定能够开创我国文艺工作的新局面。而广大作家的使命，就是将文运和国运紧密相连，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生活，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伟大人民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