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彭勃,是FAST工程副经理。我和南仁东老师都是王绶琯老院士的学生,又因FAST成了22年的工作搭档。
今年9月15日,我正在机场转机。同事告诉我,南老师走了。
我呆呆地站在机场的大厅,心里空荡荡的。我不敢相信,与我并肩奋斗了20多年的“老南”,我那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同甘共苦的好战友、亲密无间的好兄长,就这样离我而去。
FAST直径500米,足足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整个工程分成五大系统,每项工作都是千头万绪。FAST各大系统都安排了总工程师。南老师作为首席科学家,本不必什么事都亲自把关。可实际上,我们设计的每一张图纸,他都详细地审核过,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指导意见。
南老师曾说:“如果FAST有一点瑕疵,我怎么对得起国家投资这么多钱?怎么对得起贵州政府的支持?又怎么对得起跟我们干了几十年的团队?”
20多年为FAST奔忙的日日夜夜,南老师始终保持着为国家打磨好一座大望远镜的初心。
熟悉南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有个性、有棱角,更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2010年,FAST经历了一场近乎灾难性的风险,那就是索网的疲劳问题。
FAST是由4000多块镜片、精密拼接成的一个整体反射面。控制镜片的,就是兜在镜面下方的钢索网。为此,我们设计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与一般索网不同,FAST的这个“大网兜”,不但需要承受1600吨的重量,还需要像弹簧一样来回伸缩,带动镜片灵活移动,精确地追踪天体。
这样一来,无论是抗拉强度,还是使用寿命,FAST所需要的钢索,都远远超出了国家工业标准。我们从不同厂家购买了十几种钢索,但没有一种能满足望远镜的需求;我们查遍了国内外相关论文资料,就算是最好的实验数据,也只能达到我们要求的百分之五十……
然而,台址开挖已经开始,如果钢索做不出来,整个工程就要全面搁浅!
那段时间,南老师整晚睡不着觉,每天都在念叨着钢索、钢索。在辗转反侧中,南老师意识到,超越性的技术是等不来的,更是买不来的。他毅然决定:没有现成的,我们就自己搞!
一场艰苦卓绝的技术攻关开始了。南老师带着我们绞尽脑汁地设计方案,咨询了国内几乎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亲自上阵、日夜奋战,天天与技术人员沟通,想方设法在工艺、材料等方面寻找出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泡在车间。
失败了,重来,又失败了,再重来……700多天难熬的日子,经历了近百次失败后,在南老师主导下,我们改进了钢索的制作工艺,成功通过了抗疲劳实验,终于研制出了满足FAST工程要求的钢索!
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索,让FAST有了坚固又灵活的“骨架”。
对于“中国天眼”,南老师爱得那么深沉,爱得那么专注,爱得那么痴迷。
还记得在FAST概念酝酿期,我们提出了一种“主动变形反射面”的技术。能让不会动的望远镜动起来,让FAST更加灵活地观察宇宙。我把关于这项技术方案的四院士推荐信拿给南老师看,他说:“彭勃啊,你给我找了一个‘大麻烦’,把我逼得毫无退路了。”
后来,我才理解南老师那种矛盾又复杂的心情。当时,FAST已经设计了许多新技术,还要在8个鸟巢那么大的洼坑里,铺满这样精巧的镜片,每一片都要能动,难度之大,风险之高,可见一斑。但为了把FAST建成世界最好的望远镜,南老师还是承担下了这个“大麻烦”,并使这个“大麻烦”成了FAST三大创新之一。
22年前,南老师和我们一起惹的这个“大麻烦”,成了FAST工程的核心技术,也让FAST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学地标;
22年来,他从壮年走到暮年,把一个朴素的想法变成了国之重器,成就了一个国家的骄傲;
22年后,“中国天眼”已敏锐地捕捉到了9颗新的脉冲星,实现了中国望远镜“零”的突破。
这段时间,我经常想起南老师。我给自己的微信起了一个昵称叫作Trouble Maker——惹麻烦的人。我想用这个名字纪念南老师,也激励自己,像南老师那样,踏过平庸,追求卓越,引领国际射电天文新时代。
(作者:彭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