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及其特征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在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半岛这片面积不大、也不算富饶的区域，希腊人广泛继承和融合了本地及东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并将其发扬光大，创造了灿烂的希腊古典文化。在说希腊语的希腊人到来之前，数千年来陆续由西亚北非移居此地的说非希腊语的“皮拉斯基人”，已有丰厚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积淀。希腊人的到来，开启了该地区文化传承与融合的新阶段。

民主的实践与法治的理念

    据古典学者考证确认，古希腊语的“民主”（demokratia）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民主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民主、平等的习俗。古希腊城邦数百上千，习俗各异，政体多样，真正实行民主制的国家（如雅典），只是其中的极少数。雅典国家从原始君主制、贵族制到民主制的转变，乃是平民长期不懈斗争等国内外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雅典民主制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也必须分阶段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公元前6世纪初以后，雅典多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相继立法和改革，核心内容是废除债务奴隶制，调和公民集体内部诸派之间的矛盾，强化其内在凝聚力，推动其向外扩张。公元前5世纪后期，在压迫、剥削和奴役异邦人的基础上，雅典变得富足和强大；而民主制的施行是雅典统治者强化对广大属邦统治的主要举措，雅典人与广大属民矛盾的深化也是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失利的重要原因。公元前403年以后的雅典民主是在其无力实施大举扩张的条件下，城邦当政者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而作出的明智选择。

    希腊及地中海世界国家多样化的政体为政治思想家们探讨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古典时代晚期的思想家们结合自身的政治实践，观察地中海周边世界的风云变幻，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法治思想，即认为统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绝对的专制和极端的自由，都非理想状态；不论什么样的统治者，都必须受法律约束，只有法律的权力高于统治者的权力时，邦国的治理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城邦中的赤贫和富豪易走极端，中产阶级行于中庸，顺从理性，兼顾双方利益，实现权利分配相对平衡，从而保持政治稳定。

    古希腊人的民主和法治是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成果。在说印欧语的希腊人到来之前至少数千年，主要由海路移居于此的皮拉斯基人生活在那里，沿袭着自己的传统风俗。在国家形成和成文法确立之前，人和人之间、个人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有赖于习惯法加以调节，因而“法”起到维系社会组织的纽带作用，享有社会成员公认的权威地位。但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补充和修订的。希腊早期的立法者如来库古、梭伦等，在创新的同时兼顾习惯法；直到古典时代，成文法与习惯法在观念上和执行中都不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上，雅典人“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等理念，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氏族部落的民主习惯。直到古典时代晚期，不少政治家仍向往祖宗旧制，希冀从中汲取有益成分，医治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

积淀丰厚的海洋意识

    希腊文明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希腊人与地中海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互动”的产物。在碧波荡漾的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众多岛屿成为早期航海者永不消逝的航标。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一批批航海者和文化传播者。考古学证据已经确认，近一万年来，小亚细亚西部、埃及、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等地与爱琴诸岛的海上交往相当频繁，与海上劫掠相伴生的开拓、探险、移民等活动也非常活跃，新石器时代农牧业先民携带所种植的粮食作物和饲养的动物向西部传播，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为当地居民体质的改善以及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希腊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中，有许多关于海上探险、拓殖、远征、寻宝的内容，虽然其中某些情节离奇荒诞而未必可信，但依稀反映先民海上活动的模糊记忆。代代相传的航行经验和乘风破浪的英雄故事，不正是他们勇于下海的力量源泉吗？

    公元前750年至前650年，是希腊历史上的大殖民时代，也是其文化史上的“东方化时代”。此时的希腊人通过海路汲取东方文明古国的优秀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元音，创造了古希腊字母和文字，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贡献卓著。长期的航海实践使希腊人逐步认识到，海洋给人类造成的阻碍虽比陆地更巨大，挑战更严峻，但经过拼搏仍可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对他们而言，海上劫掠和农耕游牧渔猎一样，是一种正常的谋生方式。希腊许多贤达之士都曾周游列国，而海外游历是增长见识的常见途径。希腊沿海城邦或岛国，无论是出于自卫、劫掠还是扩张的需要，皆须拥有一定数量的海上武装。

    及至古典时代，随着雅典海上强国成长和壮大，希腊人的海洋意识基本形成，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海洋领土意识，即把海洋（包括海岛）视为领土的一部分，对海域的所有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其次是海洋经济意识，把海洋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领域，海外扩张同样是富民强国的重要途径。他们在与惊涛骇浪的搏击中，意识到某些海峡、海角、海域的战略意义和商业价值。再次是海洋国防意识，即把海军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境内须有舰队游弋于海上，帝国边陲须保有一定的海上武装。最后是依海为家，热爱海洋。湛蓝温暖的海与天是他们认识自己、欣赏人体之美的广阔舞台，也使他们有了仰望天空、发挥自由想象力的无限空间。希腊人对海洋文化的开创性贡献，经罗马人传承成为近代西方海洋意识的历史源流之一。

    随着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而开始的所谓“希腊化”时代，使得希腊文化的传承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在西方，随着罗马的崛起以及随后对“大希腊”和希腊本土的征服，罗马人开始大量吸收希腊文化因素；在东方，经过长期的战争，形成了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制，它是马其顿的国王统治传统和东方现行君主制以及希腊城邦的外壳有机组合的产物。在文化上，希腊化文化既非希腊的单纯传播，也非东方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文化，而是以希腊化文化为主体，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下与其他各种文化汇合形成的一种既多元又统一的文化。托勒密王国在亚历山大里亚创建了博物院和图书馆，国家出资以极为优厚的条件，招揽地中海各地文人学者来这里进行科学研究，分类、整理此前的文化典籍，成为其时希腊古典文化传承的中心。希腊化时代是以军事征服为先导的，但它开启了欧亚非大陆间文化交流、汇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传承不仅意味着传授、积淀、继承，还意味着扬弃、否定和创新，环环相扣，永无止息。古希腊人在吸收东方文明古国神话、文字、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史学等方面成果的基础上，融合自身传统，不断积累和创新，取得了令后人惊叹的成就。

    （作者：徐松岩，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