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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26日 星期四

    举袂朝阳作凤鸣

    ——我所知道的余冠英先生

    作者:刘新风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26日 16版)
    余冠英(1906—1995)
    《诗经选》 余冠英 选注 中华书局

        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说余冠英是一位文学史家,一点儿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作为学者,余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人,不张扬,不卖弄,朴实无华,作风严谨,自持内敛,人格高尚,一辈子追求的就是淡泊。

     

    一生做了三件事

     

        余冠英一生做了几件事:一是教书,一是研究,一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做编辑工作。一直到晚年,将近80多岁的时候,他还担任《文学遗产》的主编。

     

        首先,余冠英是一位著名学府的大学教授。

     

        在抗战爆发之初,西南联合大学肇始之时,余冠英就是副教授,而在抗战结束之前,便已经晋升为教授了。从1946年下半年清华大学复校回到北京,一直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他一直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授课方向主要是汉魏六朝诗和中国文学史。

     

        《汉魏六朝诗论丛》应该是余先生的成名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出版。当时余冠英年富力强,一边教书,一边做大量的编辑工作,并挤出业余时间搞自己的专业研究。

     

        其次,余冠英是一位最高学术科研机构的研究员。

     

        随着工作调动,余先生一生中所从事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这以后,他以学术研究为主,专门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和古籍整理规划的确认、协调、组织与实施。他在担任文学所的领导、学术委员会主席以及顾问的漫长时间里,还要承担很多科研任务,完成很多个人或者集体的研究项目,指导博士研究生,一直做到退休。

     

        再次,余先生在做教授和研究员之外,还有一项很少有人提到的工作,那就是他兢兢业业地做了一辈子编辑。当然,做编辑是兼职,不是他的主业。余冠英年轻时刚入清华大学,就接手编辑《清华周刊》。抗战期间,余先生受朱自清先生的委托,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前后做了5年的《国文月刊》编辑,可以说,独立支撑了大后方一个难得的纯粹的学术殿堂。因而,他的付出,也广受学术同行们的赞誉。在新中国成立后,余冠英先是被点名担任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主编,后又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文学遗产》杂志编务数十年,可谓筚路蓝缕,打下了这个国家级古典文学研究堡垒的坚实学术根基。

     

        在学术研究上,余冠英的主要成就有哪些呢?归结起来,其一是对《诗经》以及汉魏六朝乐府诗、文人诗进行选辑、注释,其二是对部分《诗经》进行白话文翻译。此外,余冠英参与组织、主持了几个重要的集体项目的编写工作,其中主要的,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组主要精干力量(包括钱锺书先生)全部参与编选、注释的《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余先生为主编,从体例、选目到任务分配,再到注释、修改,直至最后统稿、审稿,余先生亲自主持、完成。这个项目做了18年,从1962年开始,到80年代初才正式出版。另一个就是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社科院版的《中国文学史》,余先生担任主编。

     

    一位和蔼的长辈

     

        余冠英晚年的时候,我几乎每周都去家里请安,陪他一起聊聊天。他的大儿子余绳武,搞近代史研究工作,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主编过《沙俄侵华史》四大卷。他们父子除了吃饭的时候在一起之外,基本上是各做各的学问。我虽然在古典文学方面差得很远,但是对于现代文学领域还算略知一二,余冠英熟悉的人我也基本都知道,所以还可以经常陪他聊聊天。

     

        我对余先生非常崇敬,不是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而崇敬他,而是对一位和蔼的长辈那种纯粹的崇敬和崇拜。作为学者,我觉得余先生是一位非常值得尊重的老人,不张扬,不卖弄,朴实无华,作风严谨,自持内敛,人格高尚,一辈子追求的就是淡泊。

     

        晚年因为患糖尿病,年纪也大了,家里对他吃的东西管得很严。他爱吃零食,和朱自清先生一样,有时候就自己拄着拐杖出去了,到家附近的小卖部买一点雪糕、饼干之类的零食吃,回来时还得揣在口袋里藏起来。

     

        老先生有可爱可敬的一面,但也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余冠英晚年腿脚不利落了,家住昌运宫社科院宿舍,去马路对面的紫竹院散步都很困难,得坐着轮椅去。有一年,我们下决心推着他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他十分兴奋,因为有多少年都没去过了。还有一次,我陪他专门去吴组缃先生家,吴先生也是高兴得不得了,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滔滔不绝。临别时,吴先生送我们出门,两个人又站在门口继续聊,聊了半天,总说走吧,中午了,该吃饭了,眼看着就快到下午一点了,可仍是恋恋不舍……最后,吴组缃先生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下楼,说:见一面少一面了。这对老朋友的那次见面,果然就是最后一次。不久,吴先生就辞世了。现在回想起来,看着老哥俩坐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谈天说地,那么默契,那么开心,那种你有上句我有下句的感觉,就仿佛重新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下子就年轻了半个世纪。

     

        (作者:刘新风,系余冠英外孙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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