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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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交流总结近年来出土文书、传世文书整理研究新成果，推动“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深入发展，“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史学）：第六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敦煌学研究中心、徽学研究中心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课题组协办。来自国内各科研单位以及日本、韩国等国的专家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探讨了古文书的整理规范与研究方法，研讨的内容不仅涉及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秦汉简牍、黑水城文书、民间契约文书、纸背公文等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形态各异的文书，也涉及韩国文书和日本文书。

    故宫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素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殷墟甲骨文的图文整理规范构想。他提出，在整理这批殷商官文书时，除了坚持对保存原貌有利、对反映内容有利、对读者使用有利的出土文献整理宏观三原则外，还要尽量提供只有整理者才知道的原物的信息，尽量处理好细节问题，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正建通过阐述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签署形式的变化，指出从“署名”到“画指”到“押字”，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为我们展现了近五百年间契约格式的变化。由此可以看出，古文书学与写本文献学等古文献学的重要区别：一是不研究古本典籍，二是重视文书的物质形态以及书式，包括纸张、字体、署名、印章、画押、格式等，而后一点尤其是古文书学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重要特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根据现存敦煌、吐鲁番文书原件特别是自己整理或观察敦煌、吐鲁番文书原物的体会，介绍了官文书的书写用字、押署、用印、抄目、时限，以及不同事态下的书写等基本情况，提出要从纸张、书法等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古文书的史料价值。

    日本国立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大津透以日本和唐代古文书学比较为视角，论述了日本古代文书在官署中的具体处理方式、它与唐代文书处理方式（三判制）的异同以及对日本历史文化的影响，等等。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史学科教授郑震英通过论述16—19世纪韩国“简札”的存在形态与内容，对古文书和文集中的“书”进行了比较探讨。他指出韩国古代简札的数量极其丰富，但古文书形态的简札在被收录于文集时，其中所包含的多样、具体的内容往往被排除在外。因此，探寻简札的史料价值，应该从古文书的角度而不是文集的角度出发。

    此外，与会学者还就如何推动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阿风从“文书与正史”“契约与明清社会史研究”“古文书学学科建立”等角度论述了文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创新与文书史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包括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每一次重大的发现都曾极大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步。其中的大量公私文书一方面充实并修正了正史的记载，另一方面为认识正史以外的古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些文书的数量足够多、研究足够丰富、积累足够厚重、交流足够频繁的情况下，“中国古文书学”必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户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