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几次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接触,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和收获。
2014年4月8日,山东桓台召开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2014年工作会议,他对当下语文教育的看法,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们的谈话,涉及教材市场的混乱,教学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论道的无奈。他看重基础教育,将其视作国家的命脉。然而多数学校瞄准考试的套式训练,几乎人人喊打,又人人参与。他提到如何面对复古的思潮。传统不是固定的放在那里拿来就可以用,文化是流动的,对传统文化应该有分析的眼光,应该批判地继承。
我珍惜这些温和然而一针见血的观点,照录下来,却终究没有成文。温儒敏说,时机尚不合适。那时,他已受命于教育部,担任“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他对教材统编充满信心。他说,“部编本”教材会有相当的突破,语文课最成功的标志是学生喜欢读书。
他的种种问题意识,基于对学生、对教育的热爱。他希望以一己之力做些有益的事情。
2014年11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11届年会在南京举行,再访温儒敏。作为连任现代文学研究会八年的会长,温儒敏用“持重”和“团结”概括现代文学研究会,参与学会是为了彼此交流、取暖、通融、帮扶。在当前实利化的风气中,现代文学研究会却有它的独立品格。这与温儒敏的追求和学风息息相关。他注意到、且不留情面地指出不利于治学的现象与趋向,重新强调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提出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的必要和紧迫。
那次会上,温儒敏提交的论文是《为何要有“文学生活”研究》,他的发言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他希望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希望能够改变学术生产泡沫化的状况。他很清楚这些问题最终还得从学术管理体制上解决,但不能全都归咎于体制或者环境,最切实的是应先从自身去找原因,调整自己的心态与步伐。
“人文学科是需要个性投入的,每一代学人都总是可以找到自己的空间、自己的题目。”这也是温儒敏投入“文学生活”研究的现身说法。
无论是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坚持“守正创新”,还是担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时破釜沉舟的举措,温儒敏的干劲儿和“冲”劲儿令人刮目且敬佩。我一直在想,他对于学术研究,对于学界种种现象和问题的敏锐来自哪里?对于学生,对于学术乃至社会的大爱来自哪里?对于管理、对于改革、对于不良习气,他的魄力和发声的勇气来自哪里?温儒敏的回答很简单:一是不爱交往,保持了独立性;二是生活简单,专注做事。
(作者: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