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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有诸多对于君子人格的论说，树立了君子人格的理想。这些关于君子人格的理想，构成了君子文化丰富的内涵，随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在后世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并转化为普遍的文化实践，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
关于君子人格理想的论说，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典籍之中。这些儒家典籍成为经典之后，历代学人不仅反复习诵，而且不断进行注疏阐释，在泱泱典籍中，形成了“经学”。先秦儒家关于君子的论说也就不断被传承和弘扬。
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所以经学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而对于先秦儒家关于君子论说的解释和阐发也绵延不绝。它们既是君子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让一代代学人承接了君子文化的血脉，进而转化为君子文化的实践。
君子文化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士大夫层面。士大夫是读书之人，他们所读之书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士大夫也往往是执政或参与执政之人，自唐代以后，他们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更要熟悉儒家经典。因此，君子文化对他们有着更深入的浸润，也更容易转化为实践行为。
例如，宋代的苏轼仰慕古代君子的风范，“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序》）。他对君子的人格有着自己的思考，认为君子应该是明“大义”之人，“夫数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训其子孙，虽所趣不同，然皆笃于大义，不私其躬也如是。”（《屈到嗜芰论》）在他看来，君子也应该报效国家，“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非其以智能知之，强能行之也。其以功兴而民劳，与之同劳，功成民乐，与之同乐，如是而已矣。”尽管苏轼一生多次被贬谪，却保持着永远的君子风范。君子文化的熏陶和他本人对君子人格的思考，使他成为君子理想的践行者。
与苏轼的情形相近的，还有明代的王阳明。他对于君子人格同样有自己的思考，其《答友人》这样论说君子：“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唯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群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王阳明结合自己曾经被“左右交谗”“祸且不测”的经历，阐发了“君子之学，务求在己”的观点。君子通过学习，有自己的见识，从而内心有定力、有自信，毁誉荣辱不足以让自己情绪波动。他从人生实践中获得对君子人格的认识，又以此实践自己的君子人生，遭到贬谪并不气馁，忠君报国依然如故，最终成为一代圣贤。
君子文化的实践突出体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中。在明代后期，阉党专权，一批具有君子人格的士大夫横遭打击，左光斗就是其中一位。面对朝廷小人当道，他说：“君子之别于小人者，清与浊而已矣。君子之不能容小人，犹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其清浊异，则其好恶不得不异也。”（《左忠毅公集》卷二《科臣挟逞私心倒飜国是疏》）他坚守君子操守，与杨涟等人弹劾阉党魏忠贤，被诬陷下狱冤死，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他的学生史可法曾经到监狱探望他，写下了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在抗击南下的清军期间，史可法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道：“弟虽庸陋无闻，窃愿附正人君子之列……左老恩师立朝正色，怜士清心，行者颂之途，贾者谈之市，况我辈抠衣绛帷、亲承知遇者乎！”（《史忠正公集》卷二《致某》）可见，正是在左光斗的直接影响下，史可法追步乃师的君子人格，希望自己也附入“正人君子之列”。正是君子人格的熏陶，史可法才在扬州城破之后，纵身投江，和左光斗一样，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自己君子人格的塑造。
先秦形成的君子理想人格，不仅被后世诸多的士大夫所仰慕、所实践，而且由他们进一步弘扬和传播，推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从而让君子文化深入人心，传之弥久。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故事。《三原学案》引杨爵《漫录》的记载：明代吕泾野先生过某府，太守陪坐。太守的儿子读书楼上，声音很大，太守就让儿子“当微诵，恐损伤”。过一会又让人催儿子按时吃饭，曰：“勿令饥。”吕泾野就对太守说：“公之爱子，可谓至矣，愿推此心以爱百姓可也。”吕泾野经过顺德府，太守为他饯行，地方靠近养济院。他让人送一桌馔食到养济院，对太守说：“愿公体我此心，以惠恤鳏寡可也。”杨爵听到这两件事后感叹不已，认为“使志道君子常得与先生相亲焉，获德容，闻至论以自警省，不患德之不修而政之不善也”。在杨爵看来，吕泾野的君子之道，能够感化更多的人成为君子。他记录下了吕泾野的事迹，黄宗羲又将其录入《明儒学案》，让这样的君子事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文学作品是传播和弘扬君子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不少古代作家在作品中表达对君子的赞赏，塑造君子形象。诗人李白《赠韦侍御黄裳二首》有句：“受屈不改心，然后知君子”，既是对韦黄裳君子风范的赞美，也表达了“受屈不改心”方为君子的看法。杜甫《天末怀李白》中以“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的诗句，既表达了对李白的牵挂之情，同时也将李白视为君子。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读书人为主要描写对象，其中有对伪君子的辛辣讽刺，如戴着秀才头冠的王德、王仁，也有对真君子的书写和赞美。作品第三十六回所写的虞育德就是一个有君子美行的人物。他有仁爱之心，碰到一个乡民因为无钱葬父，尽管自己不富裕，却慷慨接济。他不贪图功名富贵，参加科举考试也只是为了衣食饭碗，考中进士后，别人都想谋个肥缺，他因为年届五十，只得了一个南京国子监博士的“闲官”，却也欢喜万分。他秉承着先秦君子“诚之为贵”的品格，以诚待人、以诚处事，中进士时，别人都将年龄改小，他却填实足年岁；他接济乡民，也实话实说，自己刚刚得到一点银子，也要养家糊口，所以只能拿出四两让乡民回家安葬父亲。小说的叙述和描写中，虽然没有用“君子”赞美他的品格，但回目却大书“常熟县真儒降生”，将他视为“真儒”，令人敬重。
历代士大夫文人对君子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让君子文化深入人心。在记载古徽州宗族的《休宁名族志》中，我们就看到诸多山村乡民有“古君子之风”：任梦桂“性沉默好读书，入太学，不乐仕进，尝筑别业于松萝之阿，隐居其中，农樵自给，足迹鲜入城市，有古君子风”；陈世淳“承家诗礼，好学不倦，有古君子风”。《新安名族志》中记载，一个叫韩钦的过早去世，其妻子金氏“冰蘗守节，抚三孤子成立，家业过前，乡人咸称女中君子”。这些小民君子的事迹，说明君子文化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
（作者：朱万曙，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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