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延安来

    2017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生入学日，开学典礼上响起《陕北公学校歌》。“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的学习。努力！努力！”现场近万名同学手捧红色歌词本齐声高歌，2017级商学院新生唐笑薇说，唱到“努力！努力！”的时候，自己的手微微颤动。“大家都很激动。80年过去了，歌里的精神还是那么磅礴有力。”

    新生入学日，重温老校歌，这个安排别有深意。80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在抗日烽火中，陕北公学开学了。清凉山下，延河岸边，一群群英姿勃发的青年，为着民族的命运，发出“努力努力”的誓言。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号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

    80年，时光流转；80年，陵谷变迁。80年来，从延安到北京，未曾改变的是这所学校的红色基因和精神特质。

一首歌从“抗日救亡”唱到“励精图治”

    “我们住的是窑洞和土房，一个学习班十个人一间。睡觉、学习、开会、吃饭、洗脸都在这里。虽然挤一点，却十分清洁整齐，被子一律被里向外，折得棱是棱、角是角，十床被形成一条线。洗脸手巾也挂成齐齐的一条线，书、本子也摆得十分整齐。”年轻时就读于陕北公学的党史专家胡华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在革命的学校里，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根本难不倒我们，一切均可因陋就简，加以克服。那时，追求校舍的华美、设备的完善、物质生活上的享乐思想，是没有存在余地的。”

    正是在简陋的窑洞土房里，凭着难不倒的革命精神，陕北公学铿锵起步，踏上漫漫征程。80年长路迢迢，从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再到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民族的命运担在双肩”，这所大学见证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陕北公学成立后不久，陕甘宁边区教育部长陈正人提出，陕北公学要用最进步、最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当时的主讲教师李凡夫、吴亮平、何干之、邵式平等人都是一时之选，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革命运动史”等等，赋予青年学生理论的力量和革命的精神。

    校歌从“抗日救亡”开始，随着抗战的深入，这首歌终于唱到了“收复国土”。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一起开赴敌后办学。

    1939年11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华北联合大学校歌》也唱响了：“同志们，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刻苦，我们坚定，国土要收复，人民要自由……努力学习革命的理论，培养我们革命的品质，我们誓死绝不妥协投降，战斗啊，胜利就在明日！”华北联合大学开设的课程紧紧围绕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这一核心，充分体现了学校既定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主要包含四方面的课程：政治理论课程，时事政治教育，专业课程以及军事课。

    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改名为华北大学。此时的任务是“迎接全国解放”。1948年5月，周恩来同志在与中共中央华北局初步商谈之后，亲笔给吴玉章写信：

    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拟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 

    吴玉章复信并欣然接受中央的安排：“愿为国家培养人才作贡献。”

    华北大学开学后，为了鼓舞全校师生，吴玉章撰写了华北大学校歌歌词：“华北雄壮美丽的河山，是我们民族发祥的地方，争得了人民战斗的胜利，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无限宽广。”

    当年的华北大学学生关怀回忆起课堂生活：“在小组讨论中，同学们往往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华大的这种学习方式，最宝贵之处就在于它绝不是为了学习理论而学习理论，或者只是让同学生吞活剥地死记硬背一些经典作家的名言，而是要通过生动活泼的学习，真正使同学对革命的理论进行消化和吸收。”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重组，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

为人民求真理

    1949年初，河北省新城县青年张景良在报纸上看到华北大学招生公告，于是和6位同学赶到北平铁狮子胡同的报名点。应考青年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最紧张的是口试，主考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考华大？”“为人民服务！”他坚定地回答。

    事后，他认为，这是他考试中最难忘的部分。

    书生如何为人民服务？张景良撰文指出，求真理就是书生报国的方式。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孜孜不倦求真、求善、求美。他在《光明日报》发文《改变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状况》《批评、抹黑及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应该欢迎批评，但拒绝抹黑。抹黑不是批评，不是抨击不良社会现象，而是‘意在沛公’。”他撰写的《走向历史的深处》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最重要影响”的哲学论著之一。

    从入学开始，求真的训练就融入了每一个人大学子心里。

    《资本论》研究专家、经济学院教授卫兴华告诉记者，他有这样一个本事，拿出《资本论》原典，随意翻出一页读其中一段，他可以准确说出出处。

    人大哲学研究班1962届毕业生胡福明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重要作者。1978年5月，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刊出后，迅速掀起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先导。胡福明回忆母校时撰文指出：“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点。一是真信，也就是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二是真学，就是学马克思主义，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来学的，不是作为吃饭的饭碗、谋利的工具来学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也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二十四史之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戴逸以唯物史观纵论近代兴衰轨迹、重构清朝历史体系，由他领衔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编撰百卷《清史》已走过半个多世纪，戴逸也因此被誉为“清史研究第一人”。对于进行清史研究的意义，戴逸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解释：“编纂清史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国情来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对清朝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

80年道路回应三大命题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流淌着红色基因的大学位列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人民大学走过的80年道路深刻回应了三大历史命题：“一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二是在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三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这三个命题如何解答？“人大学派”“思想库”“智囊团”早已给出答案。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基础文献的深入研究为基础，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研究为中心内容，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资源平台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支撑。

    在政府工作报告、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金砖会议，人大智库在重要的国家大事和外交场合，从不失声，折射出人民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中的思考与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介绍：“党的十六大以来，10位教授先后11次站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坛；自许崇德教授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法制讲座作报告以来，又有9位教授先后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题讲座，人大学人不断为治国理政贡献智慧力量。”

    “人大学派”中坚力量——人大法学院更是与新中国法治建设、法学研究、法学教育同步而行。

    靳诺列举了这些法学家的名字：“许崇德参加了1979年《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法》的起草修改，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以及港澳基本法制定工作；高铭暄全程参与了我国刑法的历次起草工作；1986年，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颁布，其立法过程包含着佟柔、赵中孚等先生的学术贡献；郭寿康先生全面参与了《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起草，是我国唯一一位参与了几乎全部重要知识产权立法的专家。”

    “正是因为有着鲜明的红色基因，我们始终有着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独特历史优势，有着强烈的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办学自信，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书写出无愧于历史和时代的辉煌篇章。”刘伟说。

    （本报记者 姚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