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摊”不重“文坛”

    中国传统艺术是意象造型观，重神不重形，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在学习赵树理时，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今天强调对赵树理的学习，还过多地强调要学习他小说创作中的某些具体写法，强调他对鼓词、地方秧歌、快板等具体曲艺形式的创作与继承，强调他对传统戏曲的热爱，迷恋于他当时在这些方面受到欢迎的盛况，并认为这是对赵树理的学习与传承，是对当今文艺创作的纠偏，是非常不合适的，是徒有其“形”而失其“神”的。曾经有作家在形式上模仿赵树理，可以说做到了惟妙惟肖，但不过是有“形”无“神”，在创作上没有大的成就。今天学习赵树理，要汲取这一教训。譬如说，在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在曲艺创作方面学习赵树理，就应该不拘泥于某一曲艺形式与写作手法。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某些曲艺形式、曲种，已经不再具有大众化功能，更多地进入了博物馆甚至成了非遗，如果在今天仍然强调继承这些曲艺形式、曲种的大众化功能，并认为这是对赵树理大众化写作的继承，就是“见与儿童邻”了。

    那么，从“神”上学习赵树理，学习什么？我觉得，首先要学习他对“文摊”这一大众化形式的看重。他说自己重“文摊”不重“文坛”，创作了大量的曲艺作品，没有想过这些作品在“文坛”上的位置，而更看重其在“文摊”的功能。在今天，能够进入“文摊”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电视剧、网络小说、类型小说、手机文化、微信文化。但是，在这些领域，少有有作为的作家或者编辑家投入其中，有“大志向”的作家都想在“文坛”留名，看不起“文摊”，这也决定了在这些新的大众化文艺领域，受众广泛但艺术水准普遍不高，创作者又反过来埋怨大众没有艺术品位。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赵树理这样的创作者出现，特别需要学习赵树理服务大众的精神。譬如，赵树理就说过，为了适应当时的农民读者，他在小说创作时，是宁愿牺牲艺术上的精练而要多写几句的。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的民间立场，学习赵树理对民间趣味、价值倾向、民间伦理的重视。这种民间趣味、价值倾向、民间伦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譬如，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将“三仙姑”塑造成一个对包办婚姻不满并进行不自觉反抗的人，但又依据其时的民间伦理、民间趣味对其给以讽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形象成了《登记》中的“小飞娥”，赵树理对其持有同情态度。在20世纪50年代末，这样的形象成了《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作者对其护卫自身利益的行为，既有真实的揭示，也有从民间伦理角度的讽刺与批判。现在的创作，民间色彩很少，这既与创作者们想进“文坛”看不起“文摊”有关，也与批评界多持精英立场有关。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善于从大众艺术中汲取艺术营养。主要包括民间精神民间情感，艺术形式民间语言。譬如曲艺的语言，作为直接作用于“听”的语言，曾经是最为大众化的语言。赵树理对曲艺的热爱与熟知，成就了他小说语言大众化的纯粹与成功。现在的创作界，对各种民间语言，如网络语言、民间流行语、时尚流行语等，或者笼统认为庸俗不堪而弃之如敝屣，或者不加提炼地从“形”上移入，就像某些创作者片面追求作品的地域性色彩，一味地移入地方性口语，以至于不得不另加注释对其含义进行说明。赵树理作品中的语言，既是大众性的、地方性的，却又是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语言。说到底，没有大众语言，大众性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在生命形态上与大众是一体的，是“形”与“神”的统一，而不是二者的脱节。他对大众、对民间文化的亲近是生命层面的，是感情上、血缘上的，而不仅仅是理性上、姻缘上的。所谓血缘上的，是指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而姻缘上的，则是后天性的、基于一种相互需要的结合。这也涉及如何深入生活这一文艺创作的传统命题。血缘上的，犹如汪曾祺描绘的赵树理，即使身着狐皮大衣，到了乡下，与农民也没有什么隔阂；姻缘上的，例如有人在乡下生活多年，穿衣打扮、言行举止与农民没有多大差别，却无法真正跟农民打成一片。康濯曾经说过：“老赵和我下农村……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即我去农村总还是‘下乡’，是从‘上面’去‘下面’，赵树理却毫无什么上下之分，只是‘回乡’，‘回家’。”一个“回乡”，一个“下乡”，再真切不过地说出了赵树理与其他人的区别。一个是由内而外的，一个则是由外而内的。由内而外，其创作是基于生命的冲动，是以作家真实的生命感受为依据衡量时代生活的价值。由外而内，其创作是基于伦理的冲动，是以所信奉的社会标准或伦理标准来理解诠释时代生活。在表现大众生活时，由内而外，是对大众生活“形似”“神似”的“形神统一”，由外而内，则有可能会落入“形似”“神不似”的陷阱，并构成揭示社会现实真伪、深浅的区别。

    从“神”上学习赵树理，还要学习赵树理立足自身，汲取新的观念，对生活有新的发现。如果没有对“五四”新文化的学习，在观念上没有新的提升与突破，赵树理就不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农村生活、农民命运产生新的认识。对同样的生活，采取不同的观念，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在这里，立足自身而汲取新的观念，是从“神”上对新观念的汲取。学界对赵树理作解读时，常常困惑于他的写作身份，纠缠于他到底是现代知识分子，还是党的农村干部，还是农民的代言人。其实，这些身份都如盐入水中一般，在他的身上体现得自然而妥帖。如今，观念之“形”大于观念之“神”的情况广为存在。深入生活，真正走进生活，用新的观念重新发现生活，依然是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作者：傅书华，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