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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04日 星期一

    修身之体与身体美学

    作者:王洪琛 《光明日报》( 2017年09月04日 13版)

        身体美学在中国的勃兴,是本世纪以来的学术热点之一。但身体问题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关切,却有一个延展千年的文化线索。实际上,在古典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无论是庄老玄谈,还是儒家体系,身体始终是一个在场的存在。

     

        身体是老子一切哲学思考的起点。“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德经》里的这个判断,显然是将身体当作承载人生苦难的容器来看待的。但这并非否定身体的感受特质和存在价值。既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作为万物之末梢的“身体”,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不仅强调应从整体上珍重、爱惜身体,亦彰显出“身体”和“天下”之间的隐秘联系。实际上,对待身体的这种欲遮还羞的态度,恰恰反映出道家内在的悖反性质:借助与身体的疏密关系,实现对居于无限时空的“道”的回归。

     

        老子对“修身”的强调,有自己独特的路径和目标。“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余;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显然与孟子的“浩然之气”说有很大不同。而在此基础上,《道德经》又发掘出独特的由“身”及“天下”的世界性视角:“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在这里,所谓“以身观身”,指的是在观察人的时候,应取径于其修身方式而无须外求。与儒家相比,这种取向更凸显一种划定自我界限的思想姿态。而《齐物论》中,庄子借助对物我两忘之境的推崇,进一步将取消差异、超越是非的态度推到极致:“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通过“物化”方式实现的,不仅是身体的自然化,也是大千世界的生态之美。

     

        儒家着力塑造的,则是一个礼乐化的身体。孔子在思考人的道德修养问题时,通常也是从身体出发的。所谓“六十而耳顺”(《论语·为政》),是以身体器官的状态来描述人生的进境;而“君子九思”中的“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论语·季氏》),同样是从身体器官的功能角度来衡量修养的功夫。可见,对修身养性的重视,凸显的不仅是身体的在场感,还是一种自我规训的努力。而孟子则从关怀天下的角度,进一步梳理出一个走向社会的阶梯:“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儒家视野下的身体还与诗学诠释直接相关。“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中的这则公案,选取“素以为绚”一句立说,强调人工的雕绘不及本色朴素之美,子夏由此展开联想,以为节文之礼仪亦后于本性之仁爱。正是子夏思想中的泛道德、泛伦理取向与乃师深相契合,遂被夫子引为同调。由此可见,“身体”在这里的角色,已成为一把衡量美丑的价值标尺,并与伟大的诗学传统发生内在关联。实际上,到了董仲舒时代,这种以身体为镜像的类比,更远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而试图就天地万物的拟人化作出充分的论证。

     

        显然,随着历史的变迁,身体已超越原始的儒道范畴,而成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一个特色表达。《淮南子·精神训》中有过这样的类比:“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予喜怒。故胆为云,肺为气,肝为风,肾为雨,脾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其思路就是以身体模拟世界。董仲舒将这种天人相符论推到极致,并尝试就自然的身体化作出哲学阐释:“天地之象,以要(腰)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在此基础上,有机的生命世界在身体镜像中凸显了审美性。

     

        中国古代文学书写中的身体,一方面呈现出坚实的肉体色彩,另一方面又是人自我认知的综合体。通过身体的整合功能,它启迪我们,那个鸢飞鱼跃、灵肉合一的审美世界,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就在你、我、他共在的生活世界里。只有借助自然和艺术的身体化实践,才能实现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探求与洞察。

     

        尽管主体性的在场是人的立足之本,即人不得不借助于视、听、嗅、味、触等五种感知能力接受与判断这个世界,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具备了“为天地立法”的合法性,人类也未必该以“万物之灵长”自居。事实上,伴随我们认知自然进程的,往往是对人类有限性与差异性的深入了解。只有在平等基础上,才能实现由“物之死寂”到“物之生命”的转化,才能真正触及“原天地之美”的高峰体验。而借助对身体的重视和还原,我们才有机会破解人类中心主义的僭妄,恢复美学的感性学本义,并在无限的自我解放中体验人和世界的融合与共在。

     

        在现代性语境中,如何创造性转化古典中国的思想资源,一直是美学界的关切所在。借助对身体问题的考量,尤其是通过对身体器官及其他元素的还原,有助于我们完善对中国美学的再思考。实际上,在以农业文明为标志的中国社会里,人的农耕经验其实就是身体经验。这一经验的独特性引导中国人把顺应身体当作最高的生存智慧。这一点无论是在儒家的“比德”传统、道家的“畅神”态度,还是在禅宗的“挑水砍柴,无非妙道”的价值选择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具向心力的核心范畴。如果说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可被描述为从物象、情象到意象、意境再到境界的嬗变过程的话,那么,由“身体”出发又回归“身体”,便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与英美实用主义所张扬的身体美学相比,这显然有其显而易见的中国特色,其价值与意义值得深入挖掘。

     

        (作者:王洪琛,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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