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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识教育在大学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提出“探索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推行模块化通识教育”。中国的通识教育之路怎么走？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三届（2017年）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年会上，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中山大学校长罗俊、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重庆大学副校长廖瑞金等对此展开了讨论和分析。
嘉宾：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邱勇 清华大学校长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罗俊 中山大学校长
周叶中 武汉大学副校长
廖瑞金 重庆大学副校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庆环
通识教育着眼培养未来人才
林建华：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中国的教育改革或者本科教育改革任务很重，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为学生提供了最好的教育，是不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学生身上，关注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成长，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我们要用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能力来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校园体验，为未来做准备。中国大学教育传统上以专业教育为主，专业教育非常强，但要想为未来做好准备的话，除了专业之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未来需要迎接社会各种各样的挑战，要在社会很好地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识教育。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这也是培养优秀人才非常重要的道路。
邱勇：清华历史上的老校长梅贻琦在就任清华校长十年后，于1941年写了一篇文章《大学一解》，明确提出通专兼顾，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1944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做演讲，演讲的题目叫“半个人的人时代”，他提出，文理分家会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只有技术没有人文思想的是空心人，只有人文素养而没有现实技术的是边缘人。1952年，清华成为工科学校，专业教育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蒋南翔校长提出“又红又专，全面民展”。这些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对清华很多学生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理念，但在当下它也是一种实践，是清华教育教学改革的关键点和着力点，要把它和整个教育教学改革结合在一起来考虑。
罗俊：一流的大学要培养一流的人才。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现在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段距离？大家在思考的时候，有的专家给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大学教育对于一个考70、80分的学生可能会特别适合，但对90分和95分以上的天才学生，我们没有特殊的办法，但我觉得，通识教育可以起到这种作用。从真正意义上讲，天才不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一个大学有天才是大学的福气，他的成长在于大学要给他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要重视做通识教育，通过改革，让那些比较少的天才学生能够学习得更好一些。
周叶中：“人才”两个字，一个是“人”，一个是“才”，两个字合二为一组成“人才”这个概念。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人只看到“才”而忽略了“人”。而没有“人”，“才”又何以能存在呢？所以，我们提出应该“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的教育”。毫无疑问，通识教育是“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的必然选择。具体来说，通识教育主要解决四大问题：一是正确价值观的塑造；二是健全人格的养成；三是思维方式的拓展；四是学习能力的提升。
通识教育要与专业教育结合而非对立
北京大学
建立通识教育核心课
林建华：北大这几年做的教育教学改革，首先就是坚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理念，既要对专业教育进行改革，同时也要做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的改革有个入手点，就是给学生更多的选择，跨院系选课，增加学生的流动性，建立各个专业的核心课程。经过改革，院系的专业核心课程和原来相比大大压缩了，这样就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余地，给院系更多的开课积极性来吸引更多的学生，拓展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比如化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压缩以后，就让学生拓展非本专业的课程，增加学生跨学科的知识，这也是一种通识教育的方式。这样就增加了学生的流动性，学生除了学自己专业的课程，也可以选其他专业的课程，甚至可以辅修其他专业，这就给院系更多的动力去提高自己。
就通识教育而言，过去我们一直做的是通识课，也就是素质教育课，从知识角度给学生做的素质教育。但真正的通识课，应该放在对于学生拓展视野，树立文化自信，思考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具有反思、批判和创新能力，以及表达、沟通和实践的能力的培养。为此，北大建立了通识教育核心课，希望通过改变内容，改善方法加强学生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从教育思想到教育方法都和专业教育有很大不同，它需要更广阔的视野，更广博知识，更全面深入的思考。正因为这一点，在中国大学里做通识教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因为一个学校的整个氛围对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影响。北大有这样的经验。比如在十几年前做元培学院的时候，开始完全是按照通识教育的思想和理念来做，但马上发现此事在专业教育主导的教育体系中很难做到。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努力，目前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在全校都开始推动通识教育，并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各个专业学科的优势。举例来说，北大如果没有很强的文史哲专业，那么通识教育其实很难搞。
清华大学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邱勇：2002年，清华明确提出清华的本科教育体是通识教育为基础的宽口径的专业教育。2014年以后，清华提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承“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并进一步提出清华的教育是“通识教育为基础”，把它的基础性进一步突出，然后又提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一是强调基础教育就是通识教育，二是强调与专业相通。2013年，清华开始推出一系列课程，包括读写课程，清华的理科学生必须学一门基础的读写课程，清华的文科学生必须学一门基础的理工课程。2017年，清华进行大类招生，大类招生后是大类培养，大类培养有三个内容，新生导引课、专业引导课，还有通识教育，把通识教育作为学校顶层设计课程的主导性安排。当然，我们还进行了另外的实践探索，在2014年正式成立新雅书院，小班教学、通识教育和养成教育结合。这些探索和实践，为我们下一步继续推进通识教育奠定了基础。
复旦大学
通识教育重在内涵建设
许宁生：复旦把推进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目标紧密关联，最近几年加大力度，对通识教育加强内涵建设，从板块角度做了一些梳理，对课程内容做了提升，并将之称为通识教育2.0版。我们最近又在进一步强化，针对“双一流”建设要求，制订了本科教育行动计划，明确了通识教育在整个体系的定位，使它在“2+X”体系里的定位进一步得到明确，下一步还会在课程、教师参与、书院建设、网络慕课课程的建设等方面加强对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总的来讲，从教师到学生，都非常愿意参与到其中去。
重庆大学
加强创新，加强实践
廖瑞金：重庆大学是理工尤其工科特色比较突出的大学，做人文社科和通识是有很大难度的。2007年，我们全面提速加强通识教育，要把这个短板补上。我们在通识教育的顶层设计上下了一番功夫，通过“楔行”设计，在通识课程上安排一年级多一点，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逐渐少一点，这样做是根据实际情况，也有利于通专结合，甚至通专融合。在培养目标上，我们也结合了自身的理工特色，提出了要按照人文素养、思辨能力、科学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目标来推进，要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同时，结合理工学校的特点，要求不光是有好的想法，还要具有把这个想法转化为行动的能力。我们课程的模块是四大模块：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创新实践。四大模块中，我们也根据理工特色力促向通专融合方向发展并加强实践。比如科学技术课程方面，我们发动了很多优秀教授来开设，把这门学科历史发展、脉络弄清楚，还要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发展过程中的科学精神、社会人文、经济条件融合在一起，这样听起来比较有情趣，也是向通专融合发展。我和理工科类电气学科的专家们聊天，发现他们也不十分清楚电气学科发展中的人文、科学精神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作用，可见我们把人文、科学精神提炼、开发出来的价值。还有创新实践课程，我们要求要有把想法转化成实践的能力，这需要思辨、教学和实践结合起来，让学生加强创新，加强实践的能力训练。
周叶中：“十三五”规划里面的内容，既包括要区分不同类型的大学，要区分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又强调要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我认为，这是一种重大的战略调整。至少有两点：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它对人才的要求和过去已经不一样了。如果我们不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要求的话，那么将来的人才怎么引领国家进步，引领社会发展？二是中国高等教育本身发展到了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新的内在要求。过去我们虽然也讲又红又专，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专业教育居于主导地位。而传统专业教育的弊端主要在于：将专门人才工具化，将专业教育职业化。也就是说，将学生从工具的角度，从实用工具，进行培养，大学教育则表现出职业化，功利化的特点。虽然在相当一段时期，由于人才很缺，确实需要专业技术和专业领域比较熟悉的人，这种做法可以让人才尽快上岗，但我们要看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现在，人才各个方面的储备从数学到质量都和过去不一样了，这就给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回归大学本质，立足于人的成长。
因此，应该实施以通识教育为基础，以通识教育理念为指导的专业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探索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推行模块化通识教育”，我们应该认真去理解，并积极转化为高等教育实践。
林建华：我认为，我们不要眼光看得太窄，不要把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对立起来。专业教育成长起来的我们，如果经过深入的思考，接受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完全可以在专业教学中发挥通识教育的职能。在通识教育中受益的不仅是学生，也有老师。这就需要我们鼓励、推动和帮助专业的老师转变观念，从通识教育的理念来重新思考和设计课程，包括改变教学方法。比如我们开展的经典阅读，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就在学生中间产生积极的响应。学生在面对学校、面对老师的时候，可以用新的方式理解传统的专业知识，有更多的时间选择其他领域的知识，让不同的知识和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创造效果，得到通识教育的结果。这是我们目前要努力的方向。
通识教育需要立足“文化自信”
许宁生：大学核心工作是育人。明确育人的主要目标是很重要的，各个学校有各自的定位。复旦提倡“复旦特色”，也包含通识教育的要求。还有领袖人物、行业精英、社会英才，不管哪一类，复旦的要求是他要能够把握未来，把握的不仅是自己的未来，是整个社会、国家、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他在大学里打下的基础是什么？这对复旦的通识教育应该是有指导意义的。
我们提出要德育优先，从德育优先的角度来讲，通识教育所占的分量就会显示出来。我们最近也在思考，针对新时期的要求，针对在中华崛起时成长起来的把握未来的人进行教育的要求，我们怎么考虑充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的内容。我们讲的“德”是中国自己的，特别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过去我们介绍的各种各样的传统人类文明、社会发展，不一定能够起到从现在我们的角度看待中华文明的作用，我们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研究。
总的来讲，通识教育是不是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化，这很重要。通识教育在国外也是从原来的Liberal art education（博雅教育）发展到General education（通识教育），现在的中国，通识教育则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要有本土教育的理念。下一步除了继续通识教育本土化以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建设中国自己的新的体系。
罗俊：通识教育不是一个噱头，不是一个简单的补充，它是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原则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学培养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在未来引领社会的发展。总书记讲“四个自信”，尤其强调“文化自信”，我们对学生的培养要侧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普及，要把家国情怀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总书记“四个自信”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我们在讲通识课时什么东西是主干？我认为中国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是核心。我们都知道，人类文明的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从大学来讲，我们在讲文化自信的时候希望对这些东西要有了解。我们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要知道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别，应该思考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一直延续走下去。大学要培养一代接班人，这些人今后要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去亮相，他需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什么年代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历史，而是学有所思，学有所惑。所以通识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
廖瑞金：现在我们强调立德树人，我认为这和通识教育是息息相关的，很多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理解不深。正如许宁生校长所说，通识教育应该具有本土特色，我们应该从这方面挖掘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获得文化自信，这也是与“四个自信”息息相关。从未来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能做到文化引领，包括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
林建华：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应该着眼于未来，国家面对未来需要怎样的教育和知识传承，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怎样培养未来的中国人才。因此，提升我们的教育是整个国家和民族要面对未来的挑战，不仅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也包括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更新，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所谓“文化自信”实际是要靠我们民族自己的形象，要靠我们自己的文化创造，让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我个人认为，这些层面的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我们同时要注意，通识教育要避免功利性，不能简单地把通识教育看成为了什么，我们应该把通识教育放在人本身的成长上，放在中华文明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提升的角度上，这样才能真正像总书记讲的那样，我们可以树立起民族的自信、文化的自信。总之，我认为，通识教育是件大事情，需要我们认真去做，努力去做。但做起来是很艰辛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需要有改革的勇气和担当。因为现在大学教育大部分都来源于西方的理性科学。所以，东方的大学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也需要我们不断探索，这也是我们对于通识教育的期许。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点。我们要避免用很功利的思想去引导我们的学生，防止走偏或者走到一个死胡同里。
邱勇：我相信，中国的通识教育和美国的通识教育不一样，美国的通识教育内容，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不一样，中国的通识教育内容，清华和北大肯定不一样，这是一种自觉。各个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上，把通识教育放在什么位置，怎么理解，怎么实践，要靠大学自觉。我认为要有信心，各学校自己去把握，自己去发展，相信五年以后，一定会呈现出非常好的局面。
林建华：是的，各个学校要发挥各自的特点，根据学校的情况来形成自己的通识教育模式，因为我们最终目标不是变成美国式的通识教育。甚至可以说，形成什么样的模式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给学生更好的教育，引导学生成为懂自我、懂社会、懂中国、懂世界的卓越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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