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与北京城

    道路状态决定城市布局，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与井田制和王城理念密切相关。作为六朝古都，北京城的布局规划也受此传统影响。至今，北京中心城区的格局依然保持着历史的基本面貌，行走其间，可以感受到源于历史深处的核心记忆。

 

    北京作为我国的古都，至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

 

    三千多年的历史要从董家林说起。董家林是一个小村子，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而说到董家林，就要从武王伐纣说起。

 

北京建城历史

 

    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代，尚无定论。

 

    中国的纪年始于周共和元年，那一年是公元前841年，既然有了这个始点，由此推算便可以了。然而，在武王与共和之间，纪年断裂难以衔接。为此，我国的天文学家便在天象上想办法，从天象的角度进行推断。

 

    《淮南子·兵略训》中有这样的记载：

 

    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夜空出现了岁星。岁星在东方即殷人所在的方向出现。同时又出现了彗星，犹如一把利剑，剑锋对着武王，剑柄对着纣王，仿佛上天把剑授予纣王而向武王刺去。武王从河南孟津（今孟津县，洛阳市管辖）出发，向朝歌（今河南淇县，属鹤壁市管辖，有纣王墓、妲己墓）进军，方向是从西向东，纣王是从朝歌出发，方向是从东向西抵抗，“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天象显然对武王不利。

 

    岁星就是木星，因为木星每十二个月运行一次，所以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或太岁，而太岁与灾难相伴。根据木星出现的时间，1978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推算，此时出现的彗星就是哈雷彗星。哈雷彗星走到近日点时，木星黄经是127.2̊，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记载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正相吻合，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1057年。

 

    彗星是一种星际物质，主要成分是冰冻的物质与尘埃，天文学家描述它是“一堆脏冰”或者“一个脏雪球”。彗星围绕太阳公转，太阳的热力使彗星里面的物质蒸发，在冰核周围形成朦胧的彗发和一条稀薄的彗尾。彗星的英文名称是Comet，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尾巴或毛发。而中文的“彗”字，则是扫帚的意思。在民间，彗星俗称扫帚星，认为是一种不吉之星，詈骂女人是扫帚星也是这个意思。总之，彗星出现不是好现象，往往伴随灾难与战争。

 

    彗星分周期与非周期两种。周期彗星是定期、有规律地出现，哈雷彗星属于周期彗星，每隔76年，回归一次。这颗彗星在西方，于1705年由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发现，故而以其命名。

 

    张钰哲认为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间是公元前1057年；而英国的哈雷发现彗星，是在公元1705年，二者相差2762年。

 

    那一年，武王率领军队从孟津出发，被两位老人——伯夷与叔齐拦住。这两个人，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是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一带）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大哥，叔齐是三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理由是伯夷“贤”，但伯夷不答应，对叔齐说：“让你继承大位，是父亲的旨意，我不能够违背他的遗愿。”于是离开了孤竹国。听说哥哥走了，叔齐也离开了孤竹国。在路上，兄弟二人商议去什么地方，听说西伯即周文王善待老人，于是去投奔他。但是，刚到西伯境内，西伯却过世了。只看到西伯的牌位，被他的儿子武王放在车上拉着跑，与军队一起去讨伐纣王。看到这种情景，伯夷与叔齐拉住武王的马斥责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听到这样的话，武王的士兵准备用兵器驱赶他们。这时，姜太公走过来劝说武王不要这样：“此义人也。”让士兵把他们架走了。这就是著名的“扣马而谏”的历史故事。

 

    在这一年，武王与纣王在牧野（今淇县南）决战，纣王的人马虽然众多，但却皆怀二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战”，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临阵倒戈。纣王打了败仗，跑上鹿台，把珠宝玉石堆在身边自焚而死。武王打了胜仗，《史记·周本纪》曰：天下定，乃“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燕的国都便在北京市的董家林村。

 

    分封的时间呢？《礼记·乐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这一年是公元前1057年。

 

    召公奭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是周公旦的兄弟。武王去世以后，周公旦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摄，是代理的意思。因为成王年纪幼稚不能理政，所以由周公代理国事。召公怀疑周公有不臣之心，质疑周公，周公向他剖白心迹，召公这才释疑。

 

    召公是一个为国家办事没有私心的人，有一次“巡行乡邑”，坐在一株棠梨树下处理讼狱之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断案很公正。召公去世以后，百姓怀念他，怀棠树而不愿伐，作了一首诗，收于《诗经》“召南”之中，题曰《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芾，是一个多音多义字，读“费”时，意思是指枝叶幼小。读“福”时，则指枝叶茂盛，芾又和黼相通。黼，指青黑相间的花纹；甘棠，棠梨树，果皮褐色；茇，在草间住宿；败，毁掉；拜，掰开；说，读“税”，指休息。把这首诗转换为现代汉语是：

 

    枝叶幼小的甘棠树，不剪不砍莫动它，召伯曾在树下停留。

 

    枝叶幼小的甘棠树，不剪不劈莫损它，召伯曾在树下休憩。

 

    枝叶幼小的甘棠树，不剪不拔莫害它，召伯曾在树下安歇。

 

    1959年春，首都钢铁公司筹建耐火材料厂，在董家林选择厂址，发现了燕国都城遗址，在附近黄土坡村的大墓里发掘出铸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专家由此判定这里便是北京的建城之始。“匽”后来写作“燕”，二者在古代是通假字。

 

    1995年在这里建立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是考察北京建城历史的重要基地。

 

    从公元前1057年，武王分封召公奭于燕，在董家林营造国都，北京的建城历史至今已有3074年了。

 

井田制与王城建设

 

    在我国，城市规划在历史上，与井田制密切相关。

 

    专家考证，井田制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然出现，发展到西周时期成为定制。《孟子·滕文公上》说：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大意是，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井是正方形的，有九百亩，划为九等份，每一份是一百亩。中间的一份是公田，由领主使用；其余八份是私田，归农民使用。每一户农民拥有一百亩土地，八户农民便拥有八百亩土地。无论公田还是私田，所有权都是领主的。虽然称为私田，对农民而言其实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

 

    按照当时的经济制度，八户农民首先要耕种公田，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也就是私田。《诗经·小雅·大田》云：“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浓云兴起，小雨淅沥，期盼雨先落在公田里，之后通过小沟渠流到私田里。对农民而言，这当然是被迫而痛苦的，在干旱的日子里，哪一个农民不希望雨先落在自己的土地上？《诗经》中的这首诗，便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制度在诗歌中的曲折反映。

 

    如果在一百亩的土地上划出九份，那么表现在汉字上，必然是“井”字的形状。这样的土地制度被表述为井田制。

 

    这种把土地规划为九等份的制度，反映在疆域的认知上，便是将天下分为九州：梁、雍、冀、兖、青、徐、扬、荆、豫。反映于首都的城市建设，则是“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的思想。“国”，指周天子的王城，相当于今之首都。天子所居的一份为宫城（隋文帝时，在宫城外面加筑皇城），居于城市之中，把宫城设在王城中央，是出于择中而立的思想。荀子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用以表现王者之尊。

 

    庶民等人所居的八份为“里”，或“市”，环绕在宫城四周。这样的划分必然呈现井字形状，《考工记》认为，王城应该是这样布局：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国”指王城；“方九里”中“方”，指一边或者一面，如果一面城垣是九里，那么方九里即八十一平方周里，周朝的一里折合今693米，八十一平方周里约39平方公里，这样的城市在当时应该是超级大城了；“旁三门”：每面城垣开辟三座城门，在城门之下构筑道路；“九经九纬”：“经”，南北之路，“纬”，东西之路。每一条道路辟为三幅，中间是行车的主路，两侧是走人的辅路。这样，王城之内便有三条南北干道与三条东西干道。由于每条道路都是三幅，因此，也可以说是九条南北干道与九条东西干道。其中，第二条处于城市的中间位置，是城市的中轴线。宫城居于王城之中，自然处在中轴线上。而其他四条道路则恰好把王城分为九部分，从而体现出井田制运用于王城建设的基本原则；“经涂九轨”：经涂，王城内的干道。九轨，轨是车轮的宽度，一轨古制8尺，周代的一尺是0.231米，九轨就是72尺，即今16.63米。“朝”：百官聚会的地方，位于宫城前面；“市”：百姓做买卖的地方，位于宫城后面；“左祖右社”：“祖”，即宗庙，供奉皇帝祖先的地方，位于宫城左侧；“社”，即社稷坛，供奉土地与谷神的地方，位于宫城右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左为上，把祖庙放在宫城的左侧，是封建时代家天下文化深层的核心内涵。

 

    张驭寰先生1960年3月曾经对洛阳的东周王城故址进行勘察，并在他所著的《中国城池史》中记载当时的情况：“全城基本为方形。全城四面各开三个城门，共计十二个城门……城内还有东西、南北道路各九条……王宫修建在中央大道上，左有宗庙，右有社稷坛，前面是朝会诸臣诸侯的各种殿宇，后部则是商业市场。”

 

    王城理念，或者说，井田制的思想，不仅运用于当时的王城建设，而且为后世所继承。北宋时期的首都开封是这样，金朝的中都模仿北宋的开封是这样，元代的大都也是如此。

 

元大都的城市布局

 

    元大都基本是正方形的，皇城择中而立：前置外朝，后置市场；左侧立宗庙（今朝阳门内，明代为延福宫所在地，尚有遗存），右侧立社稷坛（今白塔寺后身，明代为朝天宫所在之地，现为居民区）。但是，大都的布局又难免受到设计者的思想与环境影响而有所变通。

 

    变通之一：由于什刹海——其时称海子——大面积水域的存在，宫城虽然处于南北的中轴线上，但不是处于城市的中心区域，而是居于偏南的位置，城市的中心是中心台，位于今鼓楼西侧。

 

    变通之二：北部只开辟两座城门，这样便只有十一座城门。大都的设计者刘秉忠信奉《易经》，认为北方处于坎位，坎入于陷则凶，潜藏不露则吉，故不在正中设置城门。

 

    城门的数量是这样，其称谓也根据方位而在《周易》中觅名，具体情况是，南边三门：

 

    丽正门，南垣正门，离卦。离，即丽。《周易》：“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文明门，南垣东门，鼎卦，处于离、巽之间。《周易》，同人卦：“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大有卦：“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

 

    顺承门，南垣西门，坤卦。《周易》：“坤厚载物，德合无疆”，“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北边二门：

 

    安贞门，北垣东门，讼卦，在坎、艮之间。《周易》：“乾上坎下”，“安贞，吉。”

 

    健德门，北垣西门，乾卦。《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系辞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

 

    东边三门：

 

    崇仁门，东垣正门，震卦。震出东方，《周易》：“君子以恐惧修省。”君子修德为仁，故曰崇仁。

 

    光熙门，东垣北门，艮卦。《周易》：“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熙，与光同意，有天光之象。日光来自东方，亦有生长意，与西北肃清门相对。

 

    齐化门，东垣南门，巽卦，《周易》：“巽乎中正而志行”。《周易·说卦》：万物出乎震，而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齐，意谓万物整齐生长。此处借指万民，与崇仁门的君子相对应。

 

    西边三门：

 

    和义门，西垣正门，兑卦。兑，为口，有“丽泽”之象。和义门附近是大都的进水口，里面有辽阔的海子，即今什刹海。传统文化认为，仁居东方，义在西方，故此处取“和义”与东方的“崇仁”相对应。

 

    肃清门，西垣北门，在乾、兑之间，履卦。此卦上乾即天以喻君，下兑即泽以喻民。《周易》：“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从而明辨社会秩序。

 

    平则门，西垣南门，位于坤、兑之间，谦卦。《周易》：“劳谦君子，万民服之”。“平则”，谓平易近人，民心归附，与东南方向的齐化门相对应。

 

    南边的三座城门在今长安街南侧，丽正门与正阳门相对，文明门在东单路口偏南，顺承门在西单路口偏南；北边的两座门，安贞门在安定门外五路居路口，健德门在健德门桥一带；东边的光熙门在和平里北街东端，崇仁门在东直门立交桥处，齐化门在朝阳门立交桥处；西边的肃清门在学院南路与西土城路交汇处，和义门在西直门立交桥处，平则门在阜成门立交桥处。

 

    与城门相对应，大都依然开辟了三条南北干道与三条东西干道，只是中轴线的北端没有城门罢了。同时，由于南边的三座城门与北边的两座城门不完全对应，故而在道路上南北不能完全对接。

 

    这些城门今天均已不存，但是作为地名，有些，比如光熙门、安贞门、健德门依旧流传，作为地域名称或者公共交通（地面与地下）的站名而被使用，而以上那些城门下面的道路，大多是作为北京城区的干道而为人们的出行服务。

 

明代北京城布局

 

    洪武元年（1368），明朝的军队攻入大都，把大都改称北平，将北部城垣向南缩进五里。为什么要废弃大都北部？通常的诠释是出于防御考虑。城市收缩，自然会增加防御密度，便于抵御外来的袭扰。这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是否还存在另外一个理由，即：其时的大都，已经不是国之都城，不能再按照王城理念保持“旁三门”，而必须减少城门的数量呢？

 

    相对大都，北平其时只有九座城门。城门虽然减少了，但是在形状上，也基本是正方形的，只是由于地理影响，西北部的城垣采取抹角形式。南北干道沿袭大都，东西干道则缺少了肃清门与光熙门之间的道路。

 

    永乐四年（1406），北平被重新定为首都而改称北京，为了适应皇城建设，把南部城垣向南扩展一里有余，这样，北京城的中心点便落于景山，从而既为紫禁城提供了一座凭依之山，又将元代内廷的延春阁（举办佛事的重要场所，在大明宫后面）遗址压在下面，从而镇压胜朝王气。这一变化，相对宫城偏南的状态，是一个重大调整，当然可以理解为其时的决策者对宫城居中，也就是王城的理解与对历史的纠正。

 

    嘉靖四十三年（1564），同样出于防御考虑，北京加筑外城，在南部开辟了左安门、右安门与永定门，与内城南垣的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相呼应。在东部开辟了广渠门，西部开辟了广宁门。如果把外城与内城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在北京东西两侧的城垣上，又恢复了《考工记》中“旁三门”的思想。即东边三门：东直门、朝阳门、广渠门；西边三门：西直门、阜成门、广宁门。由于增加了东西对应的两个城门，自然也就增加了一条干道，即今天的两广大街，从而恢复了王城南北与东西各三条干道的格局。具体而言，其时南北走向的道路状态是：

 

    一、左安门、崇文门至北部城垣的道路。今天分别是左安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崇文门内大街、东单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东四北大街与雍和宫大街。

 

    二、永定门、正阳门至鼓楼之间的道路。今天分别是永定门内大街、天桥南大街、前门大街、地安门内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此街是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中间段落是皇城而将道路阻隔，今天也是如此。

 

    三、右安门、宣武门至北部城垣之间的道路。今天分别是右安门内大街、宣武门外大街、宣武门内大街、西单北大街、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新街口南大街与新街口北大街。

 

    东西走向是：

 

    一、东直门和西直门之间的道路。由于什刹海的缘故，两路断开。今天分别是东直门内大街、交道口东大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新街口东街与西直门内大街。鼓楼西大街在大都时称斜街，自西北向东南逶迤而下，是连接东直门与西直门的重要通道。

 

    二、朝阳门与阜成门内的道路。被皇城分为两段。东段今为朝阳门内大街，东四西大街。西段今为阜成门内大街与西四东大街。

 

    三、广渠门与广宁门之间的道路。今天分别是广渠门内大街、珠市口东大街、珠市口西大街、骡马市大街与广安门内大街。

 

    以上这些道路，由于外城的左安门、右安门与内城的崇文门、宣武门不完全对应，故而道路不完全对接，但还是基本将北京划分为九块，堪舆家附会为九宫格，实质是井田制在城市规划中的反映。

 

    入清以后，北京的城门基本未动，只是为了回避道光帝旻宁之讳而易“宁”为“安”，将广宁门改称广安门。这一状态，至今未变。简括而言，二环路内的北京城，虽然城垣基本拆除，城门也所剩无多，但是原来的干道，王城规划中的九经九纬依然保持，只是延长、加宽而已。

 

    （作者：王彬，系鲁迅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