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新的友好使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慧制造研究院院长王田苗：

　　中国机器人“走出去” 应考虑人口和文化差异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中国机器人企业‘走出去’，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智慧制造研究院院长王田苗对记者说道，“首先是人口差异。我发现在美国很少有便利店，但是在日本、中国和韩国没有便利店就无法生活。这与社会结构有关系，它决定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拓技术研究的方向。其次是文化差异。之前有一次我到过美国一个小区，周末晚上出来之后发现好多亚洲的老爷爷、老奶奶在照顾孙子孙女，但是西方没有这样的情况，都是父母亲自照顾，这就是文化和伦理的一种差异。”

　　王田苗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和文化差异的背景下，无人工厂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对于人口密度大的国家，因为要提高工作效率，但做工的工人又比较难招，就需要实现无人化操作。”他认为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服务老人的机器人。“由于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让人越来越不想独处，这就出现了机器人对话、机器人伴侣、机器人聊天。定制化的服务以及私人助理，包括医生的助理、工作的助理、生活的助理等需求，都将派生出新一类智能机器人。”

　　（本报记者 刘江伟）

　　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孙立宁：

　　应借助“一带一路”带动技术输出

　　“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应该确立未来在区域内处于引领地位的科研产业，这有利于在这些方面保持我们的创新能力。随着我国产业化实力的增加，‘一带一路’沿线会存在对装备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抓住切入点，带动产业的转移和技术的输出是很有机会的。”对于我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业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未来发展情况，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孙立宁非常看好。他表示，在这些年中国的科技发展当中，国际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平台上，他建议应该从国家层面进行科技立项，和这些国家建立双边的科技基金，同时建立互相之间的人才培养机制，以达到吸收相关国家的创新资源，输出我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

　　（本报记者 詹媛）

　　法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咨询公司主席凯瑟琳·西蒙：

　　“一带一路”为机器人发展提供了协作平台

　　“以前，对欧洲的制造业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有很多市场机遇可以挖掘。现在欧洲突然意识到中国除了发展速度比较快之外，创新方面也成为突出优势。”法国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咨询公司主席凯瑟琳·西蒙认为这是欧洲国家对中国发展认识上发生的一个重要转变。

　　对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机器人，她建议考虑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包括教育和研发等，要让每个国家感受到他们能够给中国带来什么以及中国能给他们带来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未来会偷走他们的工作，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能够让人和机器人更好地协作，而不是所有的工作都直接被机器人取代，要对工厂进行升级。”凯瑟琳·西蒙认为，这需要多学科合作，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协作，让每个国家都能够参与进来，而“一带一路”倡议为机器人发展提供了协作平台。

　　（本报记者 刘江伟）

　　新松机器人公司总裁、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曲道奎：

　　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迈向智能社会

　　“新松产品出口的30多个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就有十六七个，他们把新松作为一个示范的企业。这说明机器人作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已走向了‘一带一路’。”8月22日，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分论坛上发言后，兼有企业家和科学家双重身份的中国机器人行业领军者、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和机器人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曲道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机器人将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新友好使者，帮助沿线国家实现从信息社会到智能社会的跨越。

　　在曲道奎眼里，中国的优势在于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人才、研发、技术商业化、风险投资等。这种优势使包括机器人在内的中国很多产能和产业与其他“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可以找到广阔的合作空间。曲道奎说：“现在，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已经走向‘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展现出很好的产能和产业合作机会，因为我们本身有一个很好的高度和势能，但是面临的挑战也非常巨大。所以我们需要做好各种顶层设计和资源的大量整合，而不是每个企业简单地走出去。将来我们要形成一个整体走出去，共同开辟国际市场。”

　　（本报记者 詹媛）

　　沈阳通用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CEO李洪谊：

　　机器人治疗需要制定通用的监管标准

　　“我们做过很多功能机械臂，从设计、制造到产品出厂验证，这些标准要达到国际组织的水准，对创业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沈阳通用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CEO李洪谊认为，创业企业在借助“一带一路”与相关国家开展合作时，政府层面应该给予大力支持。他举例说，在机器人治疗床的项目上，国内外有标准和监管的差异。我国的产品出口到欧盟，更加重视的是后期监管，就是一旦医疗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就要通过限制使用，甚至要求退出市场等严厉措施进行管理。而我们国家的医疗监督思路不一样，就是前期入门很难，同一个设备在国内注册可能要花五年，但是在欧盟注册可能一年就完成了。

　　“机器人治疗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跟国际上的各国制定互相认可和通用的监管标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从市场推广和用户反馈来看，我们也感到有这种需要。”李洪谊说。

　　（本报记者 刘江伟）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明军：

　　对人类关键的人工智能技术应重点发展

　　“能不能在对人类社会非常关键的技术上做一些重点的、策略性的投资呢？”对于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及机器人产品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发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明军寄予很高的期望，“关键一定要有好的东西，没有人不喜欢优秀的技术和产品。”

　　张明军举例说，各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和地理环境导致了合作和沟通交流不畅的问题，而开发更接近人的智能翻译机器人就是一项影响社会的科研成果。再比如，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人们目前更多是从服务角度发展健康机器人和医疗机器人，但实际上更需要从脑科学的角度去破解这个难题。“如果能研发一款适合老年人的‘健脑器’，那么机器人在这里就会发挥非常独特的作用，即使是子女也不能替代。”

　　他建议要从关键技术、具有创新性的，能够对机器人学科本身的发展有前瞻性的学科研究方向做下去。“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谈机器人、创新和人工智能，找到一个最有意义的投资，而且有独立自主产权的，能够从科学研究的领域衍生出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技术，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本报记者 詹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