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奋进的五年·绿色发展 绿色生活】
20多岁时，巡山队员詹江龙总会被公路上的游客问这样的问题：藏羚羊在哪里？他们到了可可西里，奔着藏羚羊而来，但詹江龙只能给他们看照片，彼时藏羚羊濒临灭绝。
30多岁时，詹江龙仍然经常被公路上的游客追问：这是什么动物？这是藏羚羊吗？不同的是，这次拿着照片的是游客。他们摇下车窗就能拍到藏羚羊，还有其他动物。那会儿，藏羚羊种群开始得到恢复。
1997年，青海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成立保护机构，2017年7月7日，可可西里申遗成功。20年的变迁，如今已43岁的詹江龙看在眼里：“从政府到民间，对可可西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
从惨遭破坏到生机盎然
“可可西里”是蒙古语，意为“美丽的少女”。这“少女”的美丽，体现在连绵的雪山和冰川、静谧的湖泊和湿地、交错的草地与沙丘，以及与之共生的藏羚羊、藏野驴、雪豹等野生动物，婀娜多姿，顾盼生辉。
在109国道（青藏公路）2997和2996处，近三百头藏羚羊正在公路一侧观望。每年5月到7月底8月初，从新疆、西藏等地远道而来的藏羚羊，进入可可西里腹地产仔，带着新生命返回栖息地。此刻，所有车主默契地把车停在一公里外，安静地等待藏羚羊缓步走过公路。
20多年前，这里是另一番景象。如今已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不冻泉派出所所长的詹江龙回忆，藏羚羊迁徙产仔之季，正是盗猎者猖獗之时，那时他们看到的更多是藏羚羊的尸体。
可可西里是一个极有魅力的地方，在多数人眼中，这魅力是自然与野性之美；但在有些人眼里，这魅力是昂贵的藏羚羊皮和丰富的金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量盗猎和盗采分子涌入可可西里，给可可西里脆弱的湿地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带来严重伤害。藏羚羊数量从数十万只锐减至不足两万只，濒临灭绝。
1992年，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开始在可可西里打击盗猎盗采活动。1996年，青海省成立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翌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先后设立5个保护站，与盗猎盗采者展开追逐、搏斗。
“2006年以后，盗猎藏羚羊现象基本得到遏制。”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布周告诉记者，据监测，可可西里保护区及周边地区藏羚羊数量现在已恢复到6万多只。
种群得到恢复的不仅是藏羚羊，“狼多了，熊也多了，还有雪豹，这从侧面说明草食动物变多了。”布周说，植被覆盖度也比以前高了，一些没草的地方现在也长草了。
从巡山队到志愿者
54岁的吕长征正在往吉普车上搬氧气罐，为又一次巡山做准备，这次巡山可能要一个月。每当这个时候，这位老司机都有些惆怅：如今，他年纪大了，不能再为巡山队员们开车了。15年前，他在一次巡山中因感冒导致肺水肿，在医院抢救了两天一夜，差点儿死去。休息一年后，他继续巡山。
在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保护区，巡山是最原始、也最管用的保护手段。这里平均海拔4600多米，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40%，年均温度零下10.4摄氏度至零下4.1摄氏度。寒冷、缺氧、雨雪、沼泽地……都可能让他们寸步难行。
1995年，吕长征来到可可西里，他并不知道这条路有这么难走。尽管他知道，一年前索南达杰与盗猎者搏斗时，中枪牺牲。
多年后，尽管盗猎者的枪声不再响起，但巡山不会变轻松。巡山队员公保战斗告诉记者，他们在一次巡山中遭遇暴雪，车子陷进泥淖，挖泥，拉车，一天只能走几公里，食物殆尽，队员感冒。救援队来时，铮铮铁骨的汉子们相拥而泣。
布周介绍，目前，可可西里保护区主力巡山队的任务是一年18次以上，一次至少7天，二三十天是常态，多的时候要四五十天，不能给盗猎盗采者丝毫机会。此外，还要巡线400次以上。
近年来，爱好穿越的旅游者成为可可西里的新隐患。他们每隔两三天沿青藏线巡护一遍，寻找穿越者的车辙，发现后进行教育并劝离。他们最担心公路堵车，一堵就是20公里，有些车主会驶下公路走偏道，轧坏草场。
但巡山队员不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参与到生态保护中来。
在可可西里保护区附近的青海治多县玛赛村，200多个牧民成立草原生态管护队，10人一组，组成骑马团、牦牛队、摩托车队……摩托车到不了的地方骑马，骑马到不了的地方就步行。他们在高原上观察并记录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以及有没有潜在的疾病隐患。
在昆仑山口，志愿者已开始前行。青海省政府与民间环保机构正在青藏公路沿线建设18个绿色驿站，参与人员都是志愿者。他们沿路捡垃圾，然后分类，运到格尔木进行回收处理。
26岁的陆琴就是这样一位志愿者。“刚来时有点困惑，一个人能捡多少垃圾？”但很快她就发现，捡垃圾的行为感染了游客，“原来这样可以捡很多垃圾”。“就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这位职业是教师的姑娘如此比喻。
更多的志愿者则来到了保护站，与工作人员一同为藏羚羊迁徙保驾护航，让脆弱的植被不再背负垃圾和人类脚印。“从2002年开始，我们对外招募环保志愿者，至今已有2000余名志愿者来保护可可西里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可可西里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宣教科科长才仁桑周说。
为可可西里“让路”
可可西里已经感受到了整个国家的善意和敬意。“从国家公园的成立，到自然遗产的申报，据我所知，大家都在为可可西里‘让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生态环境工作条件的改善，都与国家支持有关。”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站长秋培扎西告诉记者。
从帐篷，到板房，到砖混建筑，保护站的条件在不断改善。管理部门还正计划给可可西里用上遥感卫星，“巡山对身体的透支太大，我们会引入更多高科技。”布周说。
从可可西里出发，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生态保护每天都在走近。2010年开始，可可西里与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青海三江源保护区结成保护联盟，每年在可可西里开展联合行动，目前联盟成员正在逐步扩大。更大的变化是，2016年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成立。作为长江源头的可可西里保护区，被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并成立长江源园区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
“‘牌子’越来越多，说明国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了。”詹江龙笑言，他至今记得自己初入可可西里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可可西里不是无人区，是无法区。
现在，生态保护的秩序不仅在可可西里，在整个三江源地区都已良好地建立。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王湘国介绍，三江源国家公园遵循山水林草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对各类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优化组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而且，对三江源3个园区所涉4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彻底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
“以前，能得到利益时，谁都往前冲，得不到利益或者出了问题，谁都不管。管土的说是草的问题，管草的说是土的问题，或者水的问题，责任很不明确。”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治多管理处专职副主任才仁闹布向记者道出了基层曾经的苦恼。“现在就一条‘龙’，治得好是你的，治不好也是你的，这个措施非常得力”。
作为“中华水塔”的一部分，可可西里的变化，与整个三江源的变化相互印证。王湘国告诉记者，近十年来，整个三江源地区的水资源增加了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植被覆盖度显著增加，各类草地的平均覆盖度与2004年相比，增加了11.6%，产草量提高了30%。生物多样性也在增强，雪豹频现，花斑裸鲤等50种高原土著鱼类资源明显恢复。
“我们的目标是，把包括可可西里在内的整个三江源地区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王湘国说。
（本报记者 陈海波 万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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