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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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展示古希腊宗教礼仪制度的最早文本是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史诗，其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甚至可以继续追溯到更加遥远的印欧人和东方文明。史诗对当时既有的传说和宗教观念进行概括和再创作，展现了远古人们为表达“虔敬”而履行的各种仪式、观念、规范和禁忌，构建了古希腊宗教礼仪制度的基础范式。由于史诗的广泛流传，这些宗教礼仪制度被后世奉为圭臬，亦成为希腊民族彼此认同的基础。从荷马时代，经古风时代、古典时代，直到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希腊人献祭、祈祷和占卜的方式以及对神的观念基本一致，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宗教礼仪制度表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且，这种稳定性不是根植于信念，不是知识分子通过辩驳就能推倒的一种态度，而是深深扎根于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于希腊的社会结构中。

    荷马时代的宗教礼仪制度是贵族的礼仪制度，体现了以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规范。随着城邦的兴起，宗教礼仪制度逐渐走向平民，不断强调集体认同和男性公民的集体权力，实现了从以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规范向城邦集体意识形态的转变。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圣地、神庙等宗教礼仪性建筑在整个希腊世界拔地而起，节日大量涌现，为民众参与集体献祭活动提供了机会，关于节日的规定、规范乃至所需遵守的风俗习惯也逐渐增多，城邦也开始对此类内容进行立法。这些节日的总体特征就是城邦公民集体参加，有些节日甚至让外邦人、妇女参加。在城邦兴起和发展的初期阶段，宗教礼仪制度建立起城邦公民之间的彼此认同，提升了人们的集体意识，同时缓解了人们在时代转换中的焦虑，顺应了城邦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

    公元前8世纪，英雄崇拜的兴起也顺应了城邦意识形态发展的需要。英雄崇拜通常是围绕某个大墓发展起来的，崇拜的对象是史诗里的英雄、建城者或某个具有神奇经历和业绩的死者，他们被认为即使在死后仍然有能力保护在周围居住的人。因此，对每个英雄的崇拜都局限于比较小的范围，但是特别多的英雄及其陵墓散落在城邦领土的不同点上，每个点的周围都能聚集起一个崇拜群体，由此构建起村庄、部落和城邦之间的特殊关系。英雄崇拜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为城邦提供了亲缘和地理上的认同，因此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英雄崇拜与城邦同时出现并息息相关，城邦衰落之时，英雄崇拜即随之衰落。

    古风时代，围绕各城邦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荷马时代奠定的希腊宗教礼仪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每个城邦都构建了自己的宗教体系。莱库古改革为斯巴达城邦开辟了政制发展的道路，也建立了与政制相匹配的宗教礼仪制度。斯巴达的主要节日是叙阿琴提亚节，这是斯巴达合并阿密克利并建立起城邦的重要标志。斯巴达人关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对国王的尊崇、“够格者”制度以及各种节日等，都围绕斯巴达的军国主义统治而展开，是城邦政治的反映和表达。

    雅典城邦的中心节日也与政治有关，泛雅典娜节、城市酒神节、统一节和丰收节等节日为城邦发展提供了历史认同和神圣解释。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梭伦改革涉及对宗教礼仪制度的改革，对葬礼的规模、女性的举止等都做了细致规定。僭主庇西忒拉图统治时期，创办泛雅典娜节、城市酒神节等大型节日，为厄琉西斯秘仪大兴土木，提升了雅典城邦的凝聚力。克里斯提尼建立了10个部落之间的酒神颂歌比赛，消融了派系斗争，提升的也是城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益于民主制度的推动，厄琉西斯秘仪、狄奥尼索斯崇拜等原来不甚引人注目的小崇拜发展成为城邦庆祝的大节日，反过来也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雅典城邦的宗教礼仪制度清晰地表达了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各城邦的宗教礼仪制度是随着各城邦自身的发展而改变的，因此也是与各城邦的政制发展相适应的，或者说，所有的宗教变化都与城邦的重组有关，城邦组织变了，城邦的宗教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某些变化。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都是以荷马时代的宗教礼仪制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因此，尽管各地崇拜的英雄和神不同，圣地影响也不同，但在本质上趋于一致，所以不会出现相互排斥的因素。这也是一些名气比较大的圣地不但是当地人的精神承载体，也会吸引更远地区的人前来崇奉和献祭的原因。比如，德尔菲圣地在各城邦政治制度形成和宗教礼仪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各城邦出台的立法、改革以及建立新的崇拜，经由德尔菲神谕神圣化了。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雅典选定10个部落的名称等，都经历了这种神圣化的过程。所以，泛希腊崇拜是希腊宗教自成体系的一种反映，而从这个体系衍生出来的宗教礼仪制度是整个希腊民族认同的基石。

    在泛希腊体系内，各城邦或各地区依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发展了不同层次的共同体认同，如德谟的、兄弟会的、部落的或者是城邦的，女人的、男人的、秘仪的或者是神圣团体的。每个群体（共同体）都通过宗教崇拜活动进行表达和获得彼此认同。所有的联系和纽带，包括社会和政治上的联系和纽带，都通过宗教崇拜来进行表达和定义。这就是新的城邦机构总会带来宗教礼仪制度改变的原因，也是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并没有使宗教从属于政治，却提升了群体认同的原因。这些群体构成了一个个宗教献祭的共同体，而城邦就是由这些宗教共同体组成的。

    狭义上，希腊的城邦就是男性公民集体，男性公民组成了最核心的宗教崇拜共同体，其最核心的宗教实践活动是杀牲献祭，女性被排斥在杀牲献祭之外，也被排斥在城邦政治活动之外。女性在希腊城邦是个特殊的群体，与她们低下的政治地位相适应，在宗教上她们也是城邦的“附属部分”。但城邦为女性的心理和压抑生活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她们可以建立属于女性专有的宗教群体，在这个宗教群体中，可以获得彼此的认同，并通过这个群体为城邦的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表达对城邦秩序、丰收的愿望。

    希腊城邦表达了宗教，同时其本身也被宗教所表达，宗教成为城邦的中心意识，构建并且解释了构成城邦认同的所有因素。一个希腊人生下来就是希腊人，但要成为公民还需要教育和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通过宗教礼仪制度获得血缘、地域和城邦国家的逐级认同，然后才能成为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通过参加宗教节日，孩子们观摩宗教仪式，学习掌握仪式的主持和操作，这是合格公民必备的能力；通过出生、预备役、婚礼、葬礼等过渡仪式，一个孩子得以顺利过渡到另一个年龄段或获得另一个社会身份；即使在他成为公民之后，他也要观看戏剧演出，参加各种宗教活动，继续接受教育，成为能够有益于城邦的合格公民。

    古典时代，希腊城邦的政治和宗教已融为一体。城邦官员管理城邦的节日和各种宗教事务，宗教生活政治化、政治生活仪式化的特征日益明显。公元前5世纪末城邦政治斗争的宗教事件就是宗教与政治一体化的极端表现。公元前415年，在西西里远征前，雅典发生了赫尔墨斯神像被毁案；公元前406年，在阿吉纽斯海战胜利后，雅典人因未能打捞遇难将士而对获胜的将军进行审判；公元前399年，雅典审判了哲学家苏格拉底。这些宗教事件实际上也是政治事件，反映了古希腊城邦的实质：城邦的秩序来自于神，对神的虔敬是城邦生存下去的根基，亵渎神的行为可以带来民众的恐慌、担忧和群情激愤，也会带来神的报复，进而带来城邦的毁灭。因此，公元前5世纪末的宗教事件不是以宗教名义发起的政治事件，其本身就是政治事件，政治与宗教难分彼此。对城邦来说，任何不虔诚的行为都会直接威胁到城邦的生存，这是城邦竭力预防和坚决反对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城邦危机四伏，土地兼并之下，各城邦的公民大量失去土地，进而失去公民身份和公民兵身份，雅典城邦的公民人数锐减，斯巴达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仅有约1000名公民。城邦的集体凝聚力大大下降，城邦集体主导的宗教活动吸引力减弱，相反，表达个人救赎和获得死后幸福的秘仪宗教大行其道。及至希腊化时代，又兴起了对国王的崇拜，而在公元前8世纪就随城邦兴起而出现的英雄崇拜影响减弱直至消失。

    但是，城邦危机之后，古希腊宗教礼仪制度的基础犹在，其宗教体系的框架犹在。即使到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期，古典时代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城邦已经不复存在，但城市居民仍然按照原来的习俗和习惯生活着，庞大的节日活动仍在继续，对神的献祭也在进行，有的甚至规模更大，旧的崇拜并没有被放弃，保守和创新之间的冲突通过引进新的崇拜来调节，更多的情况是，新来的崇拜被纳入旧的宗教框架内运行，并在细节上根据政治变化做出必要调整。由此，我们看到，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宗教礼仪制度既影响着希腊城邦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又受意识形态其他方面的影响，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所表达的内容。

    （作者：魏凤莲，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宗教礼仪制度与古希腊城邦的构建研究”负责人、鲁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