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纪功碑传统是怎样形成的

    “燕然勒功”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有战功纪念刻石的记载。历经近2000年，我们终于找到了班固所撰《燕然山铭》的摩崖石刻，这表明“燕然勒功”起源的地方也找到了。

    纪功碑这种方式，不只限于对战役的纪念，也不仅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人类的创造。人们在完成一件事功之后，总是希望通过某种媒介传达给后代，来彰显自己完成的巨大功德。在伊朗（波斯）、埃及、印度等地，会发现世界各个文明古国都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功德记录在一个比人类的个体生命更长久的物质上，从而流传后世。这个物质或许是金属品，或许是石刻。譬如移植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就是3000多年前埃及记载其民族历史的象形文字纪功碑。人类相信“金石永固”，金石上的铭刻表现了延续人类生命的强烈观念；而通过研究金石，来看以往的人们怎样把他们的文化信息、文明传递给我们，这就是金石学。所以，金石学不仅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也是世界各人类文明的传统学问。

    中国的古人比较偏好用文字的形式把这些记录在石刻上，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纪功石刻是石鼓文，石鼓文之前肯定还有其他形式，至少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公元前八世纪左右的中国，就有这样的石刻出现了。晚清时期的叶昌炽在《语石》中，根据功能，把纪功碑分成了几种类型，如秦始皇东巡刻石，也是记功，但它不是为了纪念战役的胜利。战役胜利的纪念碑只是纪功碑的一种，叶昌炽归纳为“边庭诸将之纪功碑”，我把它简称为“边塞纪功碑”，因为大量的战役是发生在边疆地域上，发生在西域的战争纪功碑，我们也简称“西域纪功碑”。

    关于边塞纪功碑，我们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源头就是燕然刻石。现在蒙古高原上的杭爱山，史书上称燕然山。东汉时期，汉与匈奴之间有屡次战役，其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有过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使匈奴离开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作为汉军统帅的车骑将军窦宪为了纪念这场重要的战争，把记载胜利的文字刻在了杭爱山的山崖上，史称《封燕然山铭》。它由当时跟随窦宪参加战役的班固所写，在《后汉书·窦宪传》中得以保存。这一摩崖今天终于找到了，就在蒙古国的杭爱山。不过，此前因为一直找不到这个摩崖，时间长了之后，人们就觉得燕然刻石只是一种战争神话，是虚构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这种边塞战役还有很多，所以这最早的“燕然刻石”就在后来的边塞吟咏中传诵不绝。现在有电脑方便多了，搜一搜“燕然”这个词，就会有一溜的唐诗出现，宋词也是。如果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唐朝人是“伫见燕然上，抽毫颂武功”（李峤《饯薛大夫护边》），人还没有到达边关，就可以推想到将来的战争必胜，一定可以提笔来写燕然勒铭的续篇；而宋朝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范仲淹的“燕然未勒归无计”（《渔家傲》），已经驻守在了西北边关，还觉得是“燕然未勒归无计”，丝毫没有凯旋的信念。唐诗宋词，确实有它各自的时代气息在里面。

    从清代以来，陆陆续续在离杭爱山不远的新疆天山的东部，发现了汉人与匈奴战争之后留下来的石刻，有些距离燕然勒铭的时间只有四年。用这些后来的石刻，是可以印证燕然勒铭的存在的。1981年，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当时自治区博物馆馆长李遇春在调研中发现了一块1965年就被搜集来的石刻，字迹斑驳，但李遇春发现里面留下了一些关键字，使得碑文的大概内容已经明了。时间、地点、人物，都有：时间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即公元89年燕然勒铭以后的四年；有一个叫任尚的人，在巴里坤湖畔留下了这块碑刻。巴里坤与杭爱山的直线距离不远，在燕然山战争前后，大部分的匈奴人已经踞守在巴里坤湖一隅——汉人习惯把这个湖称作“海”，这块永元五年碑和后面说到的《裴岑碑》都表明——这里是匈奴在东汉后期的大本营。这个碑刻记载的，肯定是任尚跟匈奴余部战争中一场新的胜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任尚这个人，在《后汉书》的记载中，出现在永元三年以来历次重要的汉匈事件中。虽然那块石刻只留下了十几个字，但是任尚的名字留下来了，年代留下来了，地点又在汉匈战争非常重要的战场；而任尚呢，恰恰跟随窦宪参加了燕然山战争，因战功被任命持节卫护伊吾，天山东部守土的职责就交给他了。因此，可以推想：任尚是在此地的某次胜利之后，学习了他的前首长窦宪的方法，刻石记功。任尚在刻石记功形式的发扬光大上作出了贡献，它不仅印证了窦宪勒铭燕然的事实性，也将燕然刻石记功约定俗成为边塞战役胜利的必然程序。这块碑，后来称作《任尚碑》。

    比《任尚碑》年代稍晚，此地还发现了另外一方称作《裴岑碑》的纪功碑。这块碑铭刻的时间是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与《任尚碑》相隔四十多年。《裴岑碑》在雍正年间就被发现了，《裴岑碑》的文字保留非常完整，讲的是敦煌太守裴岑带着3000人的部队和匈奴呼衍王作战，“斩馘部众”，把所有匈奴军队都消灭了，然后“立海祠以表万世”，就是让世世代代人都能记住这场胜利。这个事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后来马雍先生分析，可能是东汉晚期很多史料因为战乱而丢失，加之历史书的编纂本身也有选择史料的问题。《裴岑碑》在雍正年间被发现，在紧接着的乾隆以来朴学兴起、碑学兴盛的背景下，从历史和书法考证的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视。由于它是从中国最西部的地方新出现的汉文资料，不仅其由篆入隶的书写轨迹可辨，且也证明了汉匈之间的战争细节，这块碑不断被捶拓、临摹。

    再后来，又发现一块纪功碑，碑文刻凿的时间距《裴岑碑》仅三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它的发现与《裴岑碑》一样，和清代在西域的战役有关。清军在征服准噶尔的过程中，常走一些偏僻的山路，这些路在2000年以前也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之间进行战争时走的路。清军在与汉代重合的行军途中发现了一块叫“焕彩沟石刻”的大石头。碑文写的是“云中沙海侯获”在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发生的一个事件，无疑，它也跟与匈奴的战役有关系。

    所以，这五十年间发现的纪功碑可以证明：燕然刻石是作为一种传统被后世继承下来的，每次战争取得成功，总要刻一段文字在石头上来作纪念——战争纪功碑或者说边塞纪功碑这个类型就形成了。

    （作者：朱玉麒，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